傅履仁

　　半个世纪的传奇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5月11日，在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海军医疗中心，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将军、“百人会”前任会长傅履仁去世，享年75岁。

　　当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时，人们想到了诸多傅履仁曾经的场景：

　　一位摄影师记得，6年前，中国驻美使馆举办招待会，中国外长李肇星参加招待会。一位身着西装、戴金边大眼镜、文质彬彬的绅士出现在公众面前，李肇星急忙迎上前，握住绅士的双臂，大叫一声：“将军呵。”这位将军就是傅履仁，在美国华人界名声响当当。那年，正是傅履仁退役十周年。他喜欢“将军”的称呼。

　　另一个场景是2008年11月17日，傅履仁将司徒雷登重新安葬在中国杭州，这里曾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面对媒体，他长吁一口气：“这是一个半世纪后兑现的承诺，司徒雷登大使和我的父亲现在可以安息了。”

　　傅履仁，一个和中美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人，有着堪称传奇的故事。

　　选择不受欢迎的职业

　　在人们的印象中，晚年经常往返中美之间的傅履仁，总是：西装、领带、国字脸，大眼镜，全身上下笔挺妥帖，浑然一副老牌绅士做派；再仔细打量，身姿挺拔，步伐矫健，眼神中偶尔透射出凌厉。

　　这是33年军队生活的结果。

　　傅履仁出生在北京，1950年时跟随母亲移居美国，高中毕业后进入乔治城大学主修国际关系，1957年到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深造。

　　这期间，傅履仁一直在联系服兵役：在美国，成人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进行三年的兵役锻炼。1960年，傅履仁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当了8个月律师后，进入美国陆军。年轻的傅履仁选择陆军的原因是，“不用艰苦的军事锻炼。”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并不是最佳选择。“中国人的思想里总是文官前武官后，部队不是华人眼里的好前途。”父亲傅泾波对儿子的决定更是不以为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给傅履仁写信，开头都写“先生”，以示对他军人身份的不屑。

　　一直到傅履仁晋升到上校，父亲的称呼才第一次更改为 “Colonel” ，汉语意思为，陆军上校。

　　但是，傅履仁本人却乐在其中。由于律师出身，傅履仁进入部队后一直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做一些“美国兵在国外犯了什么法，就帮助他们打官司”之类的工作。

　　年轻气盛的傅履仁的确有着不一样的品质，譬如，他做事很认真。一直把“好好做事，做到最好”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期满后，傅履仁提出要求，“我想去德国。”他心里设想的是，“当时美军在德国有50万驻兵，派驻德国的军官前途无量，另一方面，欧洲玩的地方也多啊。”

　　部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们看到，这个华裔小伙子“很不错”。

　　就这样傅履仁开始了长达33年的职业军人生涯。1984年，傅履仁晋升准将，1989年再升为少将军衔，他成为美国陆军里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

　　2006年4月，傅履仁当选为由美国华裔精英组成的“百人会”会长后，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傅履仁总是建议记者们先跟“百人会”联系，因为，他说，现在是百人会的人，就要听百人会的安排。

　　“我是中国人”

　　傅履仁，一口京腔。这是他身份的明显标志。又因为长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一张口，人们会自然的认为他是中国人，而且是地道的北京人。

　　由此引来的逸事不止一次。

　　1988年，傅履仁跟随美国陆军代表团访华，与另外两名同事去逛颐和园。当时国内游客收人民币两元，外宾则为20元。中方陪同人员说道：“一位中国人，两位外国人。”傅履仁马上用京腔普通话向售票员改称：“是两位中国人，一位外国人。”结果是，售票员坚信傅履仁就是中国人，只收2元。

　　路过上海的友谊商店参观，一个营业员指着傅履仁的同事，忍不住问：“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呀，你怎么跟他们穿的一样，你是不是冒充的？”还未等傅履仁回答，这位营业员接着问：“如果我们与美国打仗你站在哪边？”傅履仁顿时沉默了，想了想，反问道：“你想我站在哪边呀？”

　　这也是傅履仁的优势。

　　1995年，退役后两年，傅履仁出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副总裁兼美国麦道(中国)公司总裁、美国波音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以及美国安然国际(中国)公司董事长。

　　九十年代初，正是外资企业集中进入中国的时期，出于本土化管理考虑，这些跨国公司看重了傅履仁的“本土化”：他会说一口地道的中文，了解中国，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

　　在美国，傅履仁是“中国通”，在中国，傅履仁是“美国朋友”。特别是在担任百人会会长期间，这种关系千丝万缕。

　　百人会成立于1989年，主要发起人是贝聿铭、马友友。成立之初只有40人左右。发展至今已经有149人之多。

　　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在美的知名华裔。如：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美国唯一的华裔州长骆家辉、社会活动家陈香梅、神探李昌钰、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吴宇森、著名音乐家谭盾等。

　　继任百人会会长后，傅履仁曾经去看望91岁高龄的贝聿铭。老人躺在躺椅上，对迎面走来的傅履仁说，“I am still here。”

　　军人出身的傅履仁从继位始，就把“使命”扛起来。就像执行军队的命令，实实在在。他曾说，“我觉得百人会的目标并不是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更多的是去降低一些可以避免的误解，还有增加一些应该有的理解。”

　　2001年和2005年，傅履仁率团访问中国，拜会中国领导人，加强中美理解。2005年百人会做的“美国人对华态度”民意调查，引起美国机构关注，傅履仁就在其中。

　　只要有空，傅履仁就会拜会美国国会议员，或者和他们的助手沟通，目的都在于加强美国人对华人乃至中国人的认识。

　　完成“爷爷”的心愿

　　从1988年后的二十年，傅履仁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中国。这是当年父亲傅泾波临死之前的嘱托。

　　傅家属于清末的名门望族，属满族正红旗。傅履仁的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父亲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6岁时面见慈禧太后，被赐予名号“永清”。寓意，“永远忠于清朝”。

　　父亲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兼助理。1946年7月9日，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希望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另一个是希望傅泾波继续担当他的助手，杜鲁门同意了。解放后，傅家随司徒雷登去美国。

　　傅履仁称呼司徒雷登“爷爷”。在美国，傅家和司徒雷登经常出去玩，这时候，傅履仁总是负责开车。

　　在美国时候，司徒雷登经常对傅履仁这个中国干孙说，“我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对于青年时代的傅履仁来说，他可能无法体会这位外国老人说这句话时心中的滋味。但是，他一直记着司徒雷登的心愿，“死了以后，把自己的骨灰安置在北京，回来与妻子做伴。”

　　2008年11月17日，傅履仁抱着“爷爷”的骨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此时，距离司徒雷登去世，时间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傅履仁也已年过7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