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令下达后，穷地方的驻京办“船小好掉头”，倒是那些发达省份富裕县的驻京办，可能处理“后事”的时间会久一点。

　　○虽然对于贫困县驻京办主任一职没有什么留恋，但是他却有很多对于地市级驻京办的“牢骚”，“真正搞腐败的都在上面几级，最该撤的是地市级驻京办。”

　　驻京办问题立法能解决

　　《驻京资讯》报社社长李罡表示，市场化决定了驻京机构必须有法律为基础。国外的法律规定得非常严格，送礼超过规定的标准就是受贿。

　　据他介绍，我国各地设置驻外机构不够规范，性质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事业单位，人员编制、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等都不相同。缺乏有效透明的监督。内部规定也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而且各地方都不统一。

　　李罡认为，驻京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洗牌期，应该在新时期展示出应有的特色，向公众转型，为民服务，建设成地方老百姓在北京的家。如能实现立法，也就能从根本上肯定驻京机构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了。

　　今年1月19日，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明确省级及经济特区政府50家驻京办可以保留，已设立的地市级政府驻京办，确需保留的，经所在省级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县级政府设立的驻京办须在6个月内完全撤销。根据这个文件，关于大限的时间有两种说法，有说是6月20日的，也有说是7月20日的。不管哪种说法，县级驻京办的大限已至是不争的事实。

　　几个月以来，湖北、广东、浙江、甘肃、江西、河南等十几个省份相继出台了相应规定，大部分保留了地市级驻京办，均要求县级驻京办全部撤掉。此后，北京一些县级驻京办开始陆续摘牌。

　　南方日报记者发现，“黑户”、“老板”、“乡党名人网络”，是一些驻京办存在的特有关键词。在这场清退潮中，他们将何去何从，南方日报进行了调查。

　　“黑户”驻京办主任告别北京

　　现在的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出来这么久了，再回去，也许级别不会有变化，但以前的岗位肯定没有了，安排得好还没话说，安排不好就只能赋闲在家

　　6月18日，驻京机构门户网站———邸讯网董事长、《驻京资讯》报社社长李罡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市场有需求，驻京办就必然存在，主要看是以何种方式存在。

　　“几乎所有的市级驻京机构都在北京市注册过，都有批文。2003年以前，县级驻京办申请落户比较容易，此后由于卡得严，很多县又不愿意有太多条条框框禁锢着，所以也就不注册登记了，而成为黑户。租个房子就是一个办事处，随意性非常大。”李罡说。

　　作为四川东北部某县的驻京办主任，刘磊(化名)就是一个典型的“黑户”。刘磊的办事处在北京丰台区六里桥附近，租用了一个不大的两居室，一直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

　　“说是让我们6个月内撤出北京，其实根本没那个必要，我们这个驻京办一没产业，二没车辆，三没其他工作人员，四没登记注册。”刘磊称，只要自己回去了，驻京办就算撤了。

　　自从2006年来北京工作后，这几年的时间里刘磊把父母也接了出来，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回去。

　　刘磊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只要是来了北京的驻京办主任，大多是不愿意再回去的。

　　刘磊暗示，清退令下达后，穷地方的驻京办“船小好掉头”，倒是那些发达省份富裕县的驻京办，可能处理“后事”的时间会久一点。

　　对此，云南一位地级市驻京办主任向记者透露，如果真的在北京购置了产业，6个月处理时间都算短的。

　　“虽然房产按照程序拍卖，但不一定能很快拍出合适的价格。以前我们驻深办处理房产的时候，也是因为太急了，损失了很大一笔钱，这也算是国有资产流失吧。”这位驻京办主任说。

　　虽然这4年来，刘磊和家里人都已适应了北京的生活，但面临清退大限，他还是和北京说了再见。

　　“谁不想在大城市生活，可是现在让我们回去，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会听从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示。”他告诉记者，在来北京以前，自己是县民政局的党组成员，这次回去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原单位。

　　“现在的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出来这么久了，再回去，也许级别不会有变化，但以前的岗位肯定没有了，安排得好还没话说，安排不好就只能赋闲在家。”刘磊说。

　　据统计，登记注册的县级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驻京办事机构共有582家。

　　李罡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大部分县级驻京办都已按照要求主动撤离，只有个别的县级驻京办改头换面仍然存在。

　　“现在被裁撤后，想必即使是黑户也不敢阳奉阴违，因为各省级政府都有行动，而且年终审计也能从发票所属地看出来到底撤了驻京办没有。”李罡说。

　　一个驻京办“老板”的自白

　　不要我干了，我更轻松一些，只要办好公司就行。以前有公职在身，做一些事情是责任，现在有些事情我就可做可不做了

　　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汤锦程长期与驻京办打交道，一直在研究驻京办的历史和文化。他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少驻京办主任是兼职，经商反而是主业。

　　“一些贫困县、革命老区，国家每年会拨款好几亿的救济金。但县里的新官上任就要做点成绩，很快摘掉扶贫的帽子，不要国家拨款。而这样一笔损失也就需要驻京办想办法填补回来，多给家乡上项目，有时候他们会聘请社会关系丰富的人当兼职驻京办主任。”汤锦程说。

　　李明(化名)就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西南某省贫困县驻京办主任，另外一个身份是北京某建设安装工程公司的老板。

　　李明的办公室在宣武区西客站附近某6层小楼里，楼前只挂了公司招牌，并没有办事处的牌子。他坦言，以前他手头也只有一个县驻京办的公章而已。

　　李明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自己是该贫困县的女婿，也入了县籍。因为在北京做生意做得还不错，所以大家推举他兼职做县驻京办主任，希望他能够给家乡做点事。

　　他扳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县里每年收入只有几千万元，财政赤字就有3亿元。在担任驻京办主任的这几年里，他没有拿过工资，办公地点、车、经费全是自己掏。

　　“就我们这样一个贫困县怎么会出几十万元养驻京办？有时候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就是要送礼都找不到门路，何况根本没多余的钱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项目是先批给省里，再怎么倾斜也只能到市一级为止，县里是说不上话的。”李明说。

　　老家的一些部门领导或者乡亲们来北京办事，对环境不熟悉，李明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给家乡人提供一点方便。“所谓驻京办就是一个联络处。”

　　相比别的驻京办主任，李明对于这一次的清退，似乎毫不在意。“不要我干了，我更轻松一些，只要办好公司就行。以前有公职在身，做一些事情是责任，现在有些事情我就可做可不做了。”

　　该撤的是地市级驻京办？

　　虽然对于贫困县驻京办主任一职，李明没有什么留恋，但是他却有很多对于地市级驻京办的“牢骚”

　　“真正搞腐败的都在上面几级，最该撤的是地市级驻京办。”李明说自己是一名商人，所以也就“口无遮拦”。

　　在他看来，地市级驻京办起的作用不大，不但中饱私囊，还给下级驻京办增加负担。

　　“他们每年百万元的经费花着，还找我们下面要十多万元，这算什么道理？有的市级驻京办用政府的钱购置房产，开宾馆酒楼，最后这些房子和进账都成了私人的，这怎么没人追究？”李明显得有些愤慨。

　　他说，自己曾亲眼看到有些驻京办把一车车的礼品拉到机关大院外面，然后给各个办公室送小纸条，上面写着去几号车取。

　　对于李明的说法，西南地区某市驻京联络处主任杨鹏(化名)表示强烈反对。

　　“有人说地市级驻京办更容易‘跑部钱进’,完全是外行说法。每个项目的审批都是一层层下达，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地方政府来申报项目，驻京办需要给他们引路。他们汇报完后，驻京办则对项目进行催办和追踪，根本不可能自己去跑。”杨鹏说。

　　“国家对于驻京机构的管理，上面有国管局驻京机构管理司专门负责工作规范，中间有北京市发改委负责年审，下面还有所在区、街道、居委会的管理，这是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并不会产生管理真空。”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杨鹏的家乡是一个旅游城市，与北京的距离超过1500公里。他认为驻京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载体，起到推介旅游产品和当地特产的作用。

　　“另外，很多人都是出于对文化和美食的向往才逐渐产生了解城市的欲望，所以我们的驻京办也设有地方风味餐厅。”杨鹏说，目前，在北京设有餐厅的驻京办很多，通过菜系的进入能对当地起到宣传作用。他们的宾馆和餐厅是市场化运作，政府不插手经营。

　　同乡还在，驻京办文化难根除

　　哪个市县在京官员越多、名人越多，那么驻京办主任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多，项目成功率也就越高，根本无须跑部钱进，联谊会上就可以促成。没有地方名人文化的市县，只好四处求人

　　虽然国管局表示，将对于以各种形式隐性存在的办事机构，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业内人士却认为，驻京办走了，“驻京办文化”很难根除。

　　“驻京办的运作实际上借助的是地方名人文化效应，光撤驻京办，打不散他们的人脉网。”汤锦程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据他介绍，驻京办主任的首要任务就是编制地方名人网络，其中包括在京的本籍官员、曾经在本籍工作的官员名录。

　　每当“两会”期间，驻京办事处就会组织名目繁多的在京乡友恳亲大会、在京乡友经济恳谈会、在京乡友联谊会等等，通过这些大会拉近乡谊亲情，并为“两会”代表、地方官员与在京名人搭桥，为日后联手为家乡发展作点贡献。

　　在汤锦程看来，驻京办主任只是平常人，让谁来干都能干，但干不干得好就看是否会利用“地方名人文化效应”。也正是因为“地方名人文化”的存在，才为个别驻京办主任增加了通天的手段。

　　“比如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福建这些老革命根据地名人辈出，据考证，中国有12个将军县都在上述6省之中。这些历史名将很多都居住在首都，成为北京地方名人文化的代表人物，全国解放之后，他们为家乡建设、对老区发展倾尽心力、鞠躬尽瘁。”汤锦程说。

　　那么在新时期，驻京办主任又是如何利用家乡名人效应的呢？

　　汤锦程给记者勾画了这样一幅画面：某驻京办包下一个豪华酒店的大会议厅，宴请上百人的在京同乡，而这些同乡不会是平头老百姓，肯定是在仕途或者商场上发展较好的人。大家把酒联谊，然后在饭桌上建立各种联系，走的时候还会获赠家乡的特产和礼品。而且在这些大型的聚会上，参与者都会领到一份家乡的项目开发书，于是会后就各尽其能了。

　　“当然这个钱不是驻京办出，而是当地政府出，花销很大，一次就是十几万元。”汤锦程说。

　　除了大聚会，还有各式各样的小聚会，驻京办主任会小范围宴请在关键岗位上的乡友。有时候地方领导来北京学习培训，时间比较长，也能到办事处打打牙祭，参加这些聚会。一来二去，关系就打牢了，“有本事”的同乡就能给家乡办事了。

　　“哪个市县在京官员越多、名人越多，那么市县驻京办主任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多，项目成功率也就越高，根本无须跑部钱进，联谊会上就可以促成。没有地方名人文化的市县，驻京办主任的能量相对来说就小得多，只好四处求人。”汤锦程说。

　　一些贫困县既没有钱也没有人脉资源，还带着任务来北京，招商引资，基本就是在“讨项目”。一个县级驻京办主任，顶多是一个科级干部，没有人会拿他当回事，他们见上一个相关领导都是难上加难。

　　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驻京办主任中也存在一些不正之风，比如有些主任就利用地方名人网络为自己的家属、子女、亲友安排工作，为个人留京工作寻找后路，因而遭到乡友非议。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