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幸福在哪里？ 南都记者走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当下涨工资、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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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市总工会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公开了针对5000余名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的部分数据。和一代农民工相比，总数约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物质条件相对宽松的年代，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一代农民工。南都记者走进厂区、走进宿舍、走进他们的出租屋，走访十余名新生代农民工，倾听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南都记者在走访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幸福的理解，集中在提高工资、享有个人生活空间、找到伴侣或结婚、能够实现创业想法等方面，与普通意义的城市幸福感调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幸福的理解几乎是集中在未来，谈及当下，“很累”“很烦”……打工的年轻人普遍呈现出“不爽”的状态。
多发点钱就是幸福
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线员工月薪在1300-1700元之间，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深圳市2009年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2437元。
“一天上最少十个小时班，我的工资没有超过1500元，给我爸1000存着买房，自己充100多元电话费，玩一下，就没有了。”1992年出生的周彪来深圳打工将近一年，他觉得，自己每月这么点钱，谈不上幸福。
“能多给我们发点钱就是幸福”，25岁的电子机械厂工人王华说，多点钱就能把放在老家的孩子接来，就能租个大点房间。
在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生存状况调研中，2207名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未来一年找到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1740人希望找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737名农民工选择将要求老板提高工资。
来深圳打工10余年的一代农民工冉玉木说，工资涨得不快。1996年刚来深圳在玩具厂上班，第一个月挣190元，4个月后多加班能挣到500元，2002年进入生产电池的工厂，还是每月挣五六百元，三年后工资到达1000元，2005年之后的5年间，工资涨了600元，到达1600元。
同在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周久文一直犹豫是否要在工厂上班，“到工地做建筑工人一个月能挣到3000多元，但在工厂就只能拿1000多元，不过现在年轻人更愿意到工厂，毕竟到工地很辛苦。”
“在工厂打工就是吃青春饭，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攒不下钱”，在一家鞋厂做一线工人的陈青松说，他们厂里，应聘一线工人男的不超过35岁，女的不超过30岁，自己已经24岁，每月的工资所剩无几，打工不能打一辈子。
能有经济实力恋爱结婚
除了收入，感情生活也是困扰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问题。2009年全国总工会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意味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个未婚群体，恋爱、结婚是他们打工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与第一代农民工80%已婚有巨大差别。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5000名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人群里，有437人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现状不满意，1268人认为一般，几乎占受访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半。
“我有女朋友，但女朋友不敢告诉家里，担心家里不同意，我就想快点赚钱，做点生意，不做农民工”，仍在一家鞋厂锉两层鞋底的陈青松觉得，“努力以后可能会幸福，不努力肯定不会幸福”。
在接受市总工会调查的5000名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人群中，有767人选择“父母家人反对”，表面看陈青松的感情问题与此类似，但他表示，真正原因是“经济基础差”，调查中1279人选择了这项，另外，1070人认为没时间在一起，1049人把钩画在了“漂泊生活，知音难觅”一项上。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早早结婚但把孩子放在老家的也并不少见，对孩子的思念和城市教育费用的支出也影响部分人的幸福。(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在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嶂背工业区成片的农民房里，不时能看到窗口出现孩子的身影，附近店铺人说，这都是打工的年轻人的孩子，白天他们上班，就把孩子一个人扔在房间里。
对于单身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部分人表示不幸福是因为住在集体宿舍，“年轻人对独立空间的需求是正常的，工厂10多人一间的宿舍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心理压迫，让他们除了工作，没有隐私空间，没有生活”，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翟玉娟表示，她很理解工人对宿舍的反感和对空间的需求。
能看到未来就会觉得幸福
南都记者走访发现，十余名受访者中，没有一人明确说自己是幸福的，“一般”、“就是活着”、“人生就是这样”，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说。
“我如果能看到未来就会觉得幸福”，24岁江西女孩周旭弟外出打工八年，从在深圳进工厂到自己开奶茶店失败，又回到家乡鞋厂打工的经历，她说明年还要来深圳这座大城市打工，看不到未来让她觉得，“现在即使开心，也是偶尔一下，很快就消失了，看不到幸福”。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多年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他把工人这种短暂的快乐形容为“萤火虫的光芒”，但是刺不破包围在新生代农民工周围的不爽的弥散性情绪。
“我和很多农民工聊天，发现这是一种弥散性情绪，工人现状背后是一种不舒服不满意的情绪，但没有具体的指向，可能因为微小的事情触发，不能因此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脆弱，背后由于身份认同危机，由于进退两难，造成他没有办法做人生规划”，卢晖临分析说。
卢晖临希望，企业要尽快给新生代农民工一份有尊严的工资，同时把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需求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来，让新生代农民工生出希望。
■ 五千农民工大调查
未来一年最想做
找份有前景的工作(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南都网)
2207
找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南都网)
1740
创业当老板
1346
参加培训，获取证书
1208
出去旅游
752
要求老板提高工资
737
把父母配偶子女接来
512
找对象
489
对自己家庭和感情生活满意度
满意 1984
不满意 437
一般 1268
对自己社会地位满意度
满意 592
不满意 1327
一般 1709
解除压力方式
想办法解决 1663
找朋友倾诉 1275
找家人倾诉 616
自己忍着 611
万念俱灰 24
找人报仇 17
30岁以下婚恋最大问题
经济基础差
1279
没时间在一起
1070
漂泊生活知音难觅
1049
感情不稳定
847
父母家人反对
767
(本数据来源：市总工会，为参与调查的5000人中30岁以下农民工部分，部分问题为多选。)
■“幸福”样本
6月20日，是周久文和妻子冉玉木难得的休息日，这对60后夫妻在葵冲高源村农民房里，等待18岁的儿子下班。来自重庆市奉节县的周家三口，都在比亚迪葵冲厂区上班。40平米的两室一厅，周家与湖南工友夫妻各住一间，客厅摆着12寸的电视机、桌子和饮水机，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两间卧室均不足10平方米，周家三口的房间靠窗，一张矮床，一张上下铺铁床，下铺拉着绿格布帘，那是18岁儿子周彪的领地，桌子上开着台式电脑，价值1200元，玩电脑要蜷腿坐在床上。
60后
父母：
能回县里买房就最幸福
冉玉木41岁，体态发胖，说话声音不大，“家里盖房，借了钱”，1995年，冉玉木到深圳一家玩具厂打工，留下年仅3岁的儿子在老家。2002年，她进入比亚迪葵冲厂区后勤部做餐厅服务员，工资从190元涨到今天的1600元，“每月全家花费要1500元，什么都贵，买个菜就要十几二十元”。
1998年，周久文也离家来深圳建筑工地打工，“地王大厦都是我打的地基”，2007年，在冉玉木多次劝说下，他进入比亚迪后勤部做分拣废料的清洁工，夫妻在分开12年后首次团聚。
冉玉木仍然牵挂老家，“四位老人都在，身体不好，种两三亩地，刚够吃饭，我们每月寄个四五百元”。
老家变化很大，“新桥村已经三村并一村，有4000多人，但村里找不到40岁以下的男人，都去浙江打工了，挣钱就在镇上买房子。我要是回去，肯定已经找不到家了。”冉玉木自己念叨，上次回家已是10多年前，“一直说有钱就回家，一直没回去过，钱也没攒下”。
老家的六间新房子，已经朽烂不能住人，冉玉木心疼不已。“有120平方”，周久文说，老家有风俗，搬家必须人全时搬，冉玉木打工赚钱没回过家，新房一天都没住过。
找不到老家，冉玉木也没把深圳当家：“我也不打算在这扎根，等赚够了钱，回奉节县买个房子，一家人在一起，就幸福了”。
90后
儿子：
最希望能租房子独立
高高瘦瘦的周彪下班就挂在网上聊天，和父母说不了两句话：“其实我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老是让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那是真正的代沟”。
周彪从5岁半开始留守，和爷爷奶奶生活，高一时，周彪辍学到深圳山木培训学习电脑，花光了父母攒的一万多元，一年后又决定回重庆复读，“实在念不进去”，高二时，周彪再次辍学到比亚迪打工，在车间，他是一名做手机屏幕的普工。每天上班十个小时以上，“累”，周彪说。他现在最希望自己租个房子独立，“如果一个人出去生活，没有他们管就好了，工厂有宿舍，8人一间，人多了不好，不安静”。
对以后的打算，周彪还没想好，“虽然深圳繁华，但还是喜欢家乡多点，以后可能回市或县里，但不会去种地，绝对不会”，他强调两遍。周彪有一个梦想，做播音或做老师，“但是没有机会，做播音实现不了，也就能在游戏中做发声的接待员”。
18岁的周彪，“有一个喜欢的女孩，但一直没说，怕遭拒绝。感觉上，她肯定不会同意。”
南都见习记者陈显玲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