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中国模式”

　　文_邓晓芒

　　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网上热议，许多人纷纷谴责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某些头脑发热的学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所谓中国模式，无非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经验”的一种概括。我曾认为，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一步步走出来，靠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低廉血汗而创造出GDP的奇迹时，一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种成就归功于相关部门的“英明决策”，并为之总结出一套“模式”来。“中国模式”的提出，无非表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献媚的机会而已。但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也的确呈现出某种“模式”，正如任何事情、哪怕是一场疟疾也都有它自己的“模式”一样。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但长期不得要领。富士康的案子使我茅塞顿开，因为这个巨型企业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功之臣，并且是其他企业效仿的“模范企业”，它的规范化管理模式为中国无数大小企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这种管理模式是谁创造的呢？当然不是我们创造的，而是台湾人从日本人那里搬来的。而日本式的这套管理方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独创，而是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里学来的。

　　关于这套模式，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都早已获悉，只是在21世纪的当代才亲身感受到而已。不要以为中国真的有什么自己创造出来的“模式”，更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可以跳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发明出自己独特的“规律”。我们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我们一直羞羞答答不肯承认的“补课”，即补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门必修课。这门必修课我们本来应该在19世纪末就拿到学分的，但由于我们自己不争气，直到100年后才开始被迫加以尝试，而且还是半心半意的。

　　令“中国模式论”者们感到自豪的只有一点，就是当今那些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搞经济的，所以他们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远远不如我们；而我们的“模式”则可以向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推广。但是他们忘了，现在的发达国家早已抛弃了他们当年借以发家的那种野蛮的模式(包括“原始积累”)，不是因为谁发了善心，而是工人阶级的联合力量日益壮大的结果。富士康的日本模式也在上世纪70~80年代被日本和台湾废弃，而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大陆的工人阶级尚处于弱势有关。

　　恩格斯在1892年曾描述英国的状况：“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这里说的好像就是我们这里的情况，因为日前富士康终于宣布全员加薪30%(可见此前该企业的利润有多么大！)。如果要说其中也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话，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恩格斯所提到的“工联的存在和力量”以及它所领导的罢工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整个富士康事件中没有看到工会的任何作用，取代这种作用而推进事情进展的，是前赴后继地有员工跳楼，是工人的以命相拼和外部媒体的压力。

　　恩格斯还说，比英国后起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然而，当年这些国家并没有说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法国模式、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他们很清楚，这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以我们不妨把所谓“中国模式”改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西方19世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