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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者”钟伟:社会需要更多刁民奸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5日14:07  南方人物周刊
“怀疑主义者”钟伟:社会需要更多刁民奸商
钟伟(赵亢 摄)

  “怀疑主义者”钟伟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本刊记者  乔格里  发自北京

  在学校刚刚举行的语文测试,瓜瓜得到了一个60分 。

  试卷上有道题:西湖是一颗美丽的明珠,下面问:这是不是比喻?瓜瓜毫不犹豫地就打了一个叉。“他说,明珠是硬邦邦的东西,用来比喻西湖很傻。再说,泰山也是明珠,西湖也是明珠,如果什么都可套的,这个比喻很失败。”

  儿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让钟伟很高兴。“在愚蠢的中小学教育里,我要保持他的自信,相信自己是聪明的,有价值的。”在他的鼓励下,10岁的瓜瓜对学校已很有一套斗争方法:“他总是谦虚地接受老师的批评,从不顶撞,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这正是怀疑主义者钟伟的学术与人生立场:警惕权威,与大众保持距离,相信自己的思考力量。

  在金融危机的恐慌下,2009年4月,钟伟在《南方周末》撰文,坚定判断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正走向V型复苏。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力排众议地做出经济预测,从2004年的“非典感染不了中国经济”到2005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三番几次招来如洪水般的批判。

  每每横眉冷对千夫指,当猜中上帝所掷的骰子,他又不以为然:“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运用逻辑和数据说话而已。”

  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贡献

  胆汁质,易激动。这是朋友、学者何帆对钟伟性格的评价。

  在早年致力向大众发声的“京城四剑客”和后来的“飘一代”中,钟伟的文字最为优美出众。学物理学出身、34岁成为大陆最年轻金融学博导的钟伟身上,却弥漫着80年代老文青的浪漫情愫。他年少的梦想是当个游吟诗人,曾翻译过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一时兴起,随口吟起那首两个死者在坟墓中的对话:“Who are you?”

  他现在依然写诗,不过,大多献给儿子瓜瓜。

  教书和写作,是钟伟生活的重心。一天十七八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敲击文字。常年的劳作正在损害他的健康,双眼提早老花,一眼近乎失明——常常要摘下眼镜,把一颗光光的脑袋贴近了屏幕,才聚焦清晰。

  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宣称: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信仰者。多年来,钟伟一直强调逻辑和理性,多次撰文强调“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说真话才是第一要务。他从来不掩饰对那些以立场为标志的符号人物的鄙薄。

  早年漂泊京城,四处搬家,他常常与发廊小姐、民工和盲流作邻居。亲眼目睹这些被遗忘群体的生存状态,让信奉市场的钟伟感到无力——“该是好好反思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真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的文字在情绪的左右下摇摆不定。何帆感叹说,每去一次西部,钟伟就变得左一些。

  这个曾经的“市场经济救市论”信仰者飘荡在空中,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右派说我左,左派说我右,温和派说我不温和。其实,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看上去以很开明很民主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但他们文字的背后,我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我厌恶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行文当中缺少了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还声称自己是右派,我觉得离纳粹都不远了。”

  身为当下“显学”中的一员,钟伟如今坐在一个有小花园的房子写作。与民工、发廊小姐作邻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自比白居易:“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正在过贫困的生活,还是生来就很优越,如果他有信仰,有同情心,我觉得这个人都不算太坏。”

  他怀疑每一个高标理想背后的人心动机,对人心持悲观看法。毕竟,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都建立在“经济人”的前提下。但是,革新的力量正存在于每一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捍卫。

  谈到上海即将出台的“房产保有税”,钟伟抑制不住个人的情绪上:“这是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无论掠夺的是穷人,还是富人。”

  “为什么老百姓有点钱就会去买房子,是出于对自身财富的忧虑——改革开放30年,各个口径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都明显偏快。目前,中国广义货币量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3倍。”他指出,这背后是为了回避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难道靠剥夺富人就能补偿穷人么?我担心,这会让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分离变大:穷人没有从中收益,而富人最终会以脚投票,大量地移民海外。”

  作为一介平民和新兴中产阶层的一员,钟伟态度鲜明地表示自己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投反对票。“这个社会需要不服从的力量,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钟伟则认为,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第一个靠底层民众的自发自救的行为,包括承包到户都是自救行为;第二得靠政府,如果民众改革取得成功,政府就采用;最后,就是靠一帮野心勃勃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远远没有他们在媒体上占据的平台那么重要,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如此。现在,经济学家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并不证明他们很重要。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经济学人的“飘一代”

  2000年,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

  这吸引了钟伟,也吸引了另3位年轻的博士巴曙松、高辉青和赵晓。这批6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子多为理工科半路出家,对新技术有着本能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学业工作散落各处,4个人商量着通过电子邮件和论坛保持交流、探讨学术话题。

  “最开始只是自己小圈子里的半开放式论坛。都没想着出名,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我们要贴资料,就贴在那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就写一段。”

  他们给这个网上经济学专栏取名为“博士咖啡”——博士代表学问,咖啡代表人生。事实上,虚拟世界之外,大家每月两次在中粮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相聚。

  30出头,正是争强好胜、表达欲最旺盛的年纪,4位博士先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拿出能说服4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统筹,然后4个人就初稿再相互辩论,最后确定文章,并附上“博士咖啡”的标签。

  机缘巧合,遂使竖子成名。很快,这个关注当下问题、兼具思辩和趣味的经济学论坛吸引来大量网上读者,点击率不菲。小团体随之扩大,又添易宪容、党国英、余晖和何帆4位学者入伙。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博士咖啡”在学术圈子里名声四起。2002年,他们被一家杂志评为新锐榜“飘一代”的代言人。

  曾有媒体给予这样的溢美之词,“他们思维敏捷,用纯正经济学的牛刀来杀市场经济万象的鸡;他们跳出书斋,目追世界,呼啸网络,指点江山,精研政府决策,融汇民间智慧,不卖弄,不凿空,作为经济学界的新锐,他们自我定位为‘飘一代’:嘴对着百姓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这个时尚而略带着文艺气息的标签得到了“博士咖啡”里每一个人的认同。钟伟认为,“飘”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精神与现实生存的三维状态,“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第一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是因为偶然漂流到北京来的,大家遇上了。第二个我们都缺乏文化的根基,不知道根在传统还是在西方,就像一棵树突然之间从泥巴里面连根拔起,被栽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种没有根、找不到终级的感觉相当不好。第三个是真是居无定所。”

  这也是他们当时在北京谋生的真实状态。从1997年到2000年间,钟伟差不多每半年都得搬一次家,和别人分租过毛坯房,租期到了房东不愿意续租,再搬家;住过学校分的单间筒子楼,等筒子楼挪为别用,不得已又搬到郊区一个很小的房子。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赵晓家境很贫困,可能巴曙松家稍微好一点。我们的意志力还是比较强,什么苦都吃过,就差没吃过人肉了。”

  后来,8个“飘一代”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学术观点上也各自分野了:成为福音派基督徒的赵晓走上救赎大众之路;巴曙松从事银行证券基金业研究;钟伟主要研究银行业,也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宏观经济;何帆的研究面更宽,对国际政治、社会问题、宏观经济都有兴趣……

  如今,一年聚不上两三次,每次人也来不全。“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变得太有名了。”

  虽然夹杂着争吵与分歧,钟伟对这段岁月有种青春回忆般的美好感觉。“在那个30-36岁之间,精力最充分的时候,大家一块共事,写了很多东西,进步的速度也很快。就和小虎队一样,在青春期大家一块志同道合唱唱歌。现在人过中年,再捏在一块,再做同样的事,已经不现实。”

  钟伟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钟伟:勤奋之后的偶尔所得。你肯定必须非常勤奋,但是得不得到,这是很偶然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钟伟:没有做人的尊严。人像他们活一辈子,是一种折磨。不过,活着本身就是好的,就是幸福的。虽然活着本身有很多灾难,甚至就像余华《活着》里的人会随时莫名其妙地死去。

  理解。我和我母亲有交流。我母亲80岁了,我觉得她很幸运,活得长,还能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着,还可以免于恐惧。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钟伟:经过这么多磨难之后,我们仍然有谋生的技能和对明天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老男人写给他年轻时候爱过的一个女人的信上的一句话。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你对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钟伟:我对大学教育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大学教育特别像养鸡场,现在并不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培养对知识的追求。大学变成了职业技校,主要培养面点师、机械师,现在的大学教育能够出工程师,但绝对出不了在学术上有思考的人。

  我也是大学现行教育体制运转当中的一个螺丝,也很惭愧,改变不了什么。更荒诞的是中小学的课本,80%的内容可以直接删除掉。中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钟伟:我们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逐渐学会了放弃,包括我基本也放弃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再过10年应该是这些60年代的人当权。如果这些人再放弃准则和理想的话,什么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改变这个社会、改革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我是一个书生,改变不了什么,但政治家、企业家他们也学会了放弃,埋葬了理想,走向了不知的将来。我觉得这个很糟。

  魏晋南北朝时候,有很多人走向了“隐”。现在中国整个社会,“隐”的态度越来越厉害。说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好的——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亲人、朋友,已经很好了。看到很多的不好,但已没有冲动和愿望去主动改变。

  人物周刊:你认为怎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钟伟:我很推崇茅于轼,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行为能力太强了。所有人和茅先生相处后都会自惭形秽,这是一种领袖气质,在精神上、为人上,你根本达不到他的境界。你做不到像他放弃得这么彻底,坚持得这么简单。他有一种学界的领袖气质。

  海子。我觉得他是文学史上的丰碑。从1949年到现在,文学方面一片苍白,如果还留下一点痕迹,还有人会记起某个人的名字,应该毫无例外的是海子。在一个绝望的时代,能够点亮他人的内心,而且是用没有任何斧凿痕迹的天然文字,他太纯粹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钟伟:当谈到责任的时候,意味着你失去了个人自由的选择。个人自由是自己给自己的期望,责任是他人给我的期望。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都谈不上个人自由的权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权:选举权,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选择。既然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生活的权利,你怎么能不照顾周围的人。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钟伟:《道德经》,我认为是最彻底的文学,最绝望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会有轮回,会有来世,会有天堂,做了坏事会下地狱,《道德经》不存在这些,没有彼岸。它又是非常积极的哲学:道是天道,道要顺之;德是仁德,要用文化来克服自己的贪婪恐惧自私。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钟伟:没感觉到不幸福。

  有。欠了人家的情,我就很不安。欠钱可以,欠情不行,人情债还不上。我觉得十来年在北京,老天爷照顾的很多,所得远远超出了我的努力,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

  我的担忧是我死之前,还有对不起谁,没有机会弥补了,我会很难受。我希望死的时候,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也不欠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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