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者”钟伟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本刊记者  乔格里  发自北京

　　在学校刚刚举行的语文测试，瓜瓜得到了一个60分 。

　　试卷上有道题：西湖是一颗美丽的明珠，下面问：这是不是比喻？瓜瓜毫不犹豫地就打了一个叉。“他说，明珠是硬邦邦的东西，用来比喻西湖很傻。再说，泰山也是明珠，西湖也是明珠，如果什么都可套的，这个比喻很失败。”

　　儿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让钟伟很高兴。“在愚蠢的中小学教育里，我要保持他的自信，相信自己是聪明的，有价值的。”在他的鼓励下，10岁的瓜瓜对学校已很有一套斗争方法：“他总是谦虚地接受老师的批评，从不顶撞，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这正是怀疑主义者钟伟的学术与人生立场：警惕权威，与大众保持距离，相信自己的思考力量。

　　在金融危机的恐慌下，2009年4月，钟伟在《南方周末》撰文，坚定判断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正走向V型复苏。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力排众议地做出经济预测，从2004年的“非典感染不了中国经济”到2005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三番几次招来如洪水般的批判。

　　每每横眉冷对千夫指，当猜中上帝所掷的骰子，他又不以为然：“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运用逻辑和数据说话而已。”

　　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贡献

　　胆汁质，易激动。这是朋友、学者何帆对钟伟性格的评价。

　　在早年致力向大众发声的“京城四剑客”和后来的“飘一代”中，钟伟的文字最为优美出众。学物理学出身、34岁成为大陆最年轻金融学博导的钟伟身上，却弥漫着80年代老文青的浪漫情愫。他年少的梦想是当个游吟诗人，曾翻译过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一时兴起，随口吟起那首两个死者在坟墓中的对话：“Who are you?”

　　他现在依然写诗，不过，大多献给儿子瓜瓜。

　　教书和写作，是钟伟生活的重心。一天十七八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敲击文字。常年的劳作正在损害他的健康，双眼提早老花，一眼近乎失明——常常要摘下眼镜，把一颗光光的脑袋贴近了屏幕，才聚焦清晰。

　　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宣称：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信仰者。多年来，钟伟一直强调逻辑和理性，多次撰文强调“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说真话才是第一要务。他从来不掩饰对那些以立场为标志的符号人物的鄙薄。

　　早年漂泊京城，四处搬家，他常常与发廊小姐、民工和盲流作邻居。亲眼目睹这些被遗忘群体的生存状态，让信奉市场的钟伟感到无力——“该是好好反思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真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的文字在情绪的左右下摇摆不定。何帆感叹说，每去一次西部，钟伟就变得左一些。

　　这个曾经的“市场经济救市论”信仰者飘荡在空中，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右派说我左，左派说我右，温和派说我不温和。其实，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看上去以很开明很民主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但他们文字的背后，我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我厌恶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行文当中缺少了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还声称自己是右派，我觉得离纳粹都不远了。”

　　身为当下“显学”中的一员，钟伟如今坐在一个有小花园的房子写作。与民工、发廊小姐作邻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自比白居易：“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正在过贫困的生活，还是生来就很优越，如果他有信仰，有同情心，我觉得这个人都不算太坏。”

　　他怀疑每一个高标理想背后的人心动机，对人心持悲观看法。毕竟，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都建立在“经济人”的前提下。但是，革新的力量正存在于每一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捍卫。

　　谈到上海即将出台的“房产保有税”，钟伟抑制不住个人的情绪上：“这是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无论掠夺的是穷人，还是富人。”

　　“为什么老百姓有点钱就会去买房子，是出于对自身财富的忧虑——改革开放30年，各个口径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都明显偏快。目前，中国广义货币量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3倍。”他指出，这背后是为了回避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难道靠剥夺富人就能补偿穷人么？我担心，这会让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分离变大：穷人没有从中收益，而富人最终会以脚投票，大量地移民海外。”

　　作为一介平民和新兴中产阶层的一员，钟伟态度鲜明地表示自己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投反对票。“这个社会需要不服从的力量，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钟伟则认为，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第一个靠底层民众的自发自救的行为，包括承包到户都是自救行为；第二得靠政府，如果民众改革取得成功，政府就采用；最后，就是靠一帮野心勃勃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远远没有他们在媒体上占据的平台那么重要，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如此。现在，经济学家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并不证明他们很重要。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经济学人的“飘一代”

　　2000年，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

　　这吸引了钟伟，也吸引了另3位年轻的博士巴曙松、高辉青和赵晓。这批6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子多为理工科半路出家，对新技术有着本能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学业工作散落各处，4个人商量着通过电子邮件和论坛保持交流、探讨学术话题。

　　“最开始只是自己小圈子里的半开放式论坛。都没想着出名，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我们要贴资料，就贴在那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就写一段。”

　　他们给这个网上经济学专栏取名为“博士咖啡”——博士代表学问，咖啡代表人生。事实上，虚拟世界之外，大家每月两次在中粮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相聚。

　　30出头，正是争强好胜、表达欲最旺盛的年纪，4位博士先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拿出能说服4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统筹，然后4个人就初稿再相互辩论，最后确定文章，并附上“博士咖啡”的标签。

　　机缘巧合，遂使竖子成名。很快，这个关注当下问题、兼具思辩和趣味的经济学论坛吸引来大量网上读者，点击率不菲。小团体随之扩大，又添易宪容、党国英、余晖和何帆4位学者入伙。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博士咖啡”在学术圈子里名声四起。2002年，他们被一家杂志评为新锐榜“飘一代”的代言人。

　　曾有媒体给予这样的溢美之词，“他们思维敏捷，用纯正经济学的牛刀来杀市场经济万象的鸡；他们跳出书斋，目追世界，呼啸网络，指点江山，精研政府决策，融汇民间智慧，不卖弄，不凿空，作为经济学界的新锐，他们自我定位为‘飘一代’：嘴对着百姓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这个时尚而略带着文艺气息的标签得到了“博士咖啡”里每一个人的认同。钟伟认为，“飘”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精神与现实生存的三维状态，“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第一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是因为偶然漂流到北京来的，大家遇上了。第二个我们都缺乏文化的根基，不知道根在传统还是在西方，就像一棵树突然之间从泥巴里面连根拔起，被栽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种没有根、找不到终级的感觉相当不好。第三个是真是居无定所。”

　　这也是他们当时在北京谋生的真实状态。从1997年到2000年间，钟伟差不多每半年都得搬一次家，和别人分租过毛坯房，租期到了房东不愿意续租，再搬家；住过学校分的单间筒子楼，等筒子楼挪为别用，不得已又搬到郊区一个很小的房子。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赵晓家境很贫困，可能巴曙松家稍微好一点。我们的意志力还是比较强，什么苦都吃过，就差没吃过人肉了。”

　　后来，8个“飘一代”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学术观点上也各自分野了：成为福音派基督徒的赵晓走上救赎大众之路；巴曙松从事银行证券基金业研究；钟伟主要研究银行业，也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宏观经济；何帆的研究面更宽，对国际政治、社会问题、宏观经济都有兴趣……

　　如今，一年聚不上两三次，每次人也来不全。“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变得太有名了。”

　　虽然夹杂着争吵与分歧，钟伟对这段岁月有种青春回忆般的美好感觉。“在那个30-36岁之间，精力最充分的时候，大家一块共事，写了很多东西，进步的速度也很快。就和小虎队一样，在青春期大家一块志同道合唱唱歌。现在人过中年，再捏在一块，再做同样的事，已经不现实。”

　　钟伟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钟伟：勤奋之后的偶尔所得。你肯定必须非常勤奋，但是得不得到，这是很偶然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钟伟：没有做人的尊严。人像他们活一辈子，是一种折磨。不过，活着本身就是好的，就是幸福的。虽然活着本身有很多灾难，甚至就像余华《活着》里的人会随时莫名其妙地死去。

　　理解。我和我母亲有交流。我母亲80岁了，我觉得她很幸运，活得长，还能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着，还可以免于恐惧。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钟伟：经过这么多磨难之后，我们仍然有谋生的技能和对明天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老男人写给他年轻时候爱过的一个女人的信上的一句话。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你对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钟伟：我对大学教育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大学教育特别像养鸡场，现在并不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培养对知识的追求。大学变成了职业技校，主要培养面点师、机械师，现在的大学教育能够出工程师，但绝对出不了在学术上有思考的人。

　　我也是大学现行教育体制运转当中的一个螺丝，也很惭愧，改变不了什么。更荒诞的是中小学的课本，80%的内容可以直接删除掉。中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钟伟：我们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逐渐学会了放弃，包括我基本也放弃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再过10年应该是这些60年代的人当权。如果这些人再放弃准则和理想的话，什么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改变这个社会、改革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我是一个书生，改变不了什么，但政治家、企业家他们也学会了放弃，埋葬了理想，走向了不知的将来。我觉得这个很糟。

　　魏晋南北朝时候，有很多人走向了“隐”。现在中国整个社会，“隐”的态度越来越厉害。说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好的——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亲人、朋友，已经很好了。看到很多的不好，但已没有冲动和愿望去主动改变。

　　人物周刊：你认为怎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钟伟：我很推崇茅于轼，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行为能力太强了。所有人和茅先生相处后都会自惭形秽，这是一种领袖气质，在精神上、为人上，你根本达不到他的境界。你做不到像他放弃得这么彻底，坚持得这么简单。他有一种学界的领袖气质。

　　海子。我觉得他是文学史上的丰碑。从1949年到现在，文学方面一片苍白，如果还留下一点痕迹，还有人会记起某个人的名字，应该毫无例外的是海子。在一个绝望的时代，能够点亮他人的内心，而且是用没有任何斧凿痕迹的天然文字，他太纯粹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钟伟：当谈到责任的时候，意味着你失去了个人自由的选择。个人自由是自己给自己的期望，责任是他人给我的期望。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都谈不上个人自由的权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权：选举权，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选择。既然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生活的权利，你怎么能不照顾周围的人。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钟伟：《道德经》，我认为是最彻底的文学，最绝望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会有轮回，会有来世，会有天堂，做了坏事会下地狱，《道德经》不存在这些，没有彼岸。它又是非常积极的哲学：道是天道，道要顺之；德是仁德，要用文化来克服自己的贪婪恐惧自私。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钟伟：没感觉到不幸福。

　　有。欠了人家的情，我就很不安。欠钱可以，欠情不行，人情债还不上。我觉得十来年在北京，老天爷照顾的很多，所得远远超出了我的努力，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

　　我的担忧是我死之前，还有对不起谁，没有机会弥补了，我会很难受。我希望死的时候，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也不欠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