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一个必须正视的时候。近几年来，官员自杀事件可谓频频。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里，共有13起产生影响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今年中，又有一些官员自杀事件相继出现。

　　伴随着诸多官员自杀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每每有官员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时，社会舆论的反应，总是自然或不自然地联想到腐败问题，联想到官场潜规则。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应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原因在于，我们不能不正视当下官场腐败的严峻程度，不能不正视在权力系统当中，的确有一些潜规则在大行其道，不能不正视一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的确存在畏罪的成分。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作为公共资源的支配者与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责任与压力。有些官员的轻生，与腐败或潜规则无关，却关乎压在其肩上的、已然无法承受的其他压力与重担。

　　对于近年来诸多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死因，目前尚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分析。很多时候，官员的轻生，也是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中，由于种种矛盾的凸现，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危机，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官员在内。

　　这意味着，比之问题官员的自取绝路，由于身心不健康造成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同样值得关切。换句话说，高度重视一些官员潜在的，或已出现的心理危机，具有现实意义。

　　追究影响官员身心健康的源头，大致可从几个方面来作梳理：其一，官场工作的压力大；其二，官场内的竞争和斗争有时候相当惨烈；其三，网络时代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压力；其四，中央高压反腐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而从个体官员的角度看，个人的情感、家庭也有可能带来各类压力。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中国，官员这一职业充满刚性，缺少变通的渠道。绝大多数从政者，都会沿着追求职务升迁的这样一条道路前行。由仕入商、由仕入学者也不是没有，但多为个案。在此条件之下，又逢社会处于转型期，政府自身处于改革期，方方面面的新要求，对从政者提出了很多挑战。一些官员担心能力、素质跟不上节奏，加上同僚之间的竞争，以致出现身心问题者，不是孤例。早在几年前，《求是》杂志就曾发表署名“仲祖文”的文章《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表明组织系统早就看到了问题所在。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效力的增大，网络舆论在有形无形间对一些官员也带来了压力。为官者一言不慎，或许就要丢官的现象，确实也曾真实出现。一些官员由于不熟悉舆论的本质特征，不擅长应对舆论，而人为增添烦恼与压力。

　　另外，实事求是地说，官场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健康的风气。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与财富不断分配的过程。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利益的诱惑比比皆是，有时候是很难拒，有时候是不想拒，半推半就间成为问题官员；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内心里信奉“水至清则无鱼”的观点，加上潜规则的效应，难免手上不干不净。而反腐斗争日益形成高压形势，问题官员内心里的恐惧与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叠加在一起，一些官员因此出现心理危机，而对于那些心理承受力较差，或性格容易极端和偏执者来说，则就有了走上不归路的可能。官员频频爆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平心而论，虽然我们希望官员是“特殊材料炼成的人”，但在现实中，他们抵抗压力的程度并不必然就会比农民工“特殊”多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官员的身心健康也应得到重视。如果政府官员普遍身心压力重重，如果像网络情绪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仇官、疑官、贬官的情绪，既有失客观，也不利于官员正常开展工作。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其意义因此呈现出来。鉴于政府官员对于公共事业、对于社会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关注这个群体的身心健康，其实也就是在关注社会的进步。

　　矫正官员群体中出现的身心健康问题，可以通过心理干预的方式。其实，一些地方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也曾采取过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等方法。但很明显，这些措施的功效非在治本。

　　在根本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追求更为公正的法治环境，需要公权力的更为透明。当权力被有效约束，则腐败行为必会大大减少，利益诱惑大大减少——这将是对官员的爱护，也是缓解少数人内心焦虑的主要办法。同时，也需要追求建立一个更为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探索完善官员“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制度，使得一些在竞争中“落败者”有其他的发展通道。当然，改良官场文化，倡导新时代公务人员的责任与担当，也必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如何使官员们在正常工作之外的压力减弱，扭曲心理能够得到缓解，从而切实构建起清新、充实、从容、可信赖的为官从政文化与机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