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郑若麟

　　法国经济专家奥利维·帕斯特雷最近在法国《世界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没有中国、绝无出路”。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可以说标志着法国舆论，至少在经济界，开始对涉及中国的“政治正确主义”提出严重质疑，并不再忌讳大声地说出来。帕斯特雷并非等闲之辈，他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成员，著有《金融危机内幕》、《走出危机》等十多本专著。他还主持一些主流媒体的经济专栏，是法国很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他的这篇短文对于很多传统“汉学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冲击。他的观点很清楚：一要正确认识中国；二要摒弃“政治正确主义”，以对中国的战略信任代替战略怀疑；三要“使中国成为法国真正的合作伙伴，至少也要成为盟友”。

　　帕斯特雷开宗明义地写道：“仅在两年前的法国，当人们提及将中国接纳进入世界经济治理核心的必要性时，得到的最佳回应，不过是彬彬有礼地表示颇感兴趣，且往往带着一丝屈尊俯就的意味。‘拜’危机之‘赐’，我们总算明白，中国，还有在较低程度上巴西和印度，构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既然是“必由之路”，那么法国应该如何构建与中国的关系呢？帕斯特雷认为法国自己要认清3点：一是“中国早在1820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占全球40%，远超今日美国经济所占世界比重”；二是美元之所以能够“维持目前水平”，完全是“受惠于中国同意继续用其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大量山姆大叔抛出的国债”之故；三是“法国最重要的大企业都认识到，其前途与中国的意愿密切关联，因为中国控制着从性价比来说效益最佳的工厂、从世界范围来看增长最快的国内市场”。帕斯特雷的结论也十分明确：“如果我们接受这3个不可回避的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能做出选择……”

　　帕斯特雷提出迅速加强对华关系的3项措施：“首先要接受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具有分量的工业领域的技术转让(航空、国防、金融等)。其次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们的大学生同样也应像中国大学生那样开放，需要来自外部的培训。停止在教育领域推销几份毕业证书的做法，以组织起真正的‘大脑交流’。最后，为什么我们不将与中国的合作也‘地方化’呢？我们各省正缺乏可靠的国际合作计划，为什么它们不能以可行的方式与中国的地方各省联姻，以建立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伙伴关系？”帕斯特雷的结论是：这三项行动“将使法国密切与中国这个新‘帝国’的关系”。

　　帕斯特雷特别强调，要与中国加强关系，不能指望欧盟。27国组成的欧盟在这位经济学家眼里没有能力“与仅有的两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建设性对话”。因此，“法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建立自主的对华战略”。显然，法国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尽管步子还很小、很犹豫。真正要做到如帕斯特雷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至少成为一个盟友”，还需要时光。

　　因为帕斯特雷的观点目前在法国仍然遭到一些势力的抵制。令人印象深刻的，恰恰是帕斯特雷对这种势力的描述：“必须尽快摒弃今天法兰西精英的‘政治正确’思维，这种思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先是忽略、后是怀疑中国。必须停止将中国视为仅仅致力于将其衬衫倾销给我们、剽窃我们技术，并利用危机低价收购我们40家市值最佳企业的国家。我们必须将这种战略怀疑，以战略信任代之……”

　　要理解帕斯特雷此文的冲击性，就要了解法国舆论对中国整体看法这个大背景。多年来，正如帕斯特雷所写的那样，法国部分“精英”操纵媒体，先是有意忽略中国，然后是质疑中国。对中国永远是负面评论。结果使法国大众舆论对中国迅速发展、变化的事实视而不见。整个1990年代，法国大众传媒对中国“人权问题”知之甚详，但对中国现实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些政治家在批评中国时所引用的事例、人物，甚至30年都不变。直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中国枪毙死刑犯还要家属支付子弹费”。这就好比在中国报刊或电视上隔三差五地告诉国人，法国到1977年9月10日还砍掉了一个死刑犯的头颅相类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直到今天批判中国在法国仍然属于“政治正确”的，而赞扬中国则相反。帕斯特雷此文在很多“人权主义斗士”眼里，绝对是“政治不正确”的。正因这种现象的存在，帕斯特雷才在文章的最后不无挖苦意味地写道：“当然我们也可以一甩手将这番理论扔进垃圾桶，继续认为我们永世不变地占据着世界的中心……”

　　帕斯特雷的文章标志着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出现。那些从一切领域坚持反对中国的势力，正日益失去听众和观众，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样，在一天天变小。而帕斯特雷的观点，则在一天天深入舆论和人心……(本报巴黎7月3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