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同样要高度重视进城打工者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

　　文/慎海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城乡的另一种“二元结构”——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差距要引起重视。他指出，要让打工者看到预期、看到未来。不往前进、看不到预期，那是不行的。

　　俞正声谈到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一语中的，值得认真思考。我们经常关注城乡差距所形成的“二元结构”，如城乡之间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差别，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方面的差别，等等，却往往忽视了进城打工者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形成的另一道无形“鸿沟”。比如，现在绝大多数城市实行了最低工资标准，但相当多的进城农民工却拿不到最低工资，而更多的企业则把最低工资当作标准工资来发放，能抠则抠。甚至某些赫赫有名的跨国企业，在内地也变着法子压榨外来打工者。

　　从近来一些地方的劳资冲突情况看，在外来打工者聚集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以及餐饮、物业、环卫等特殊行业的企业，一线员工的工资长期偏低，经营者与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过大，打工者的权益屡受侵犯；加上有些企业在管理上缺乏人文关怀，甚至推行严厉苛刻的简单管理，把打工者当作了“会说话的机器”，从而导致劳资矛盾的激化。

　　农民洗脚上田、进城务工，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是构成“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显著标志。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出台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等多项保障性法规；针对业主欠薪等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意义认识不到位，对用工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外来农民工本来就是外乡人，没有必要像保护本地户籍人口一样重视他们的权益保护。一些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对超时加班、工资偏低等问题不闻不问，甚至惟恐问多了“影响”投资环境；有些企业的工会组织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一味偏袒企业主，与广大职工脱离。而那些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外来打工者本来就处于弱势，大部分人除了靠同乡之间的帮助外，往往难以找到表达正常诉求的途径。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统筹协调各社会群体的利益，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我们同样要高度重视进城打工者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

　　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必然会对我们的传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甚至冲击，只有正视问题并采取措施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还停留在当年农民工进城时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贴补家用这样的认识阶段，显然已不合时宜。

　　还要注意的是，有的地方领导至今还在搞GDP崇拜。他们在外商面前为了GDP而不惜承诺各种荒唐的所谓优惠条件，几乎唯外商是从，拱手出让基本权益。近年来一些外企一线职工的权益严重受损却长期得不到关注，不能不说与某些干部的短视行为有关。这样的做法与科学发展格格不入。

　　事实上，沿海不少地方在探索维护外来农民工权益、逐渐消除城市人口的“二元结构”上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如上海市政府宣布，到今年年底，所有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将和上海本地孩子一样，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目前，全市九成以上的农民工子女已经就近就读，占上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三成多。上海的市、区两级设立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有效遏制了恶意欠薪、变相克扣打工者工资等行为。有的地区和城市积极探索融入城市的“归化”制度，如推行非户籍人口积分制度，对于那些奉公守法、诚实劳动、无诚信不良记录的外来人口，只要达到额定积分，即可成为城市居民，获得城市户籍，并享受同等的市民权利。也有一些城市在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方面，也将非户籍人口纳入了政策制定范畴。

　　这些地区和城市在消除城市人口“二元结构”方面的积极作为，值得肯定。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城市人口的“二元结构”问题，是一个累积了30年的长期问题。消化这一问题，政策性强，牵涉面广，操作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各地区和相关城市当局，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考虑政策的普适性和普惠性，又要考虑现实的承受力。

　　事实证明，只要积极作为，就会有积极的效果。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全市劳动争议仲裁受理案件同比下降35.05%，其中浦东新区同比下降52.3%。正如上海市领导同志所强调的，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是社会和谐的标志。一个城市只有包容外来人口，这个城市才有生机和创造力。希望各级党委政府把逐步消除城市人口中的“二元结构”，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真正抓紧、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