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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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已进入调查数据统计阶段。梳理繁杂的申报资料，不难发现：日益重视国际形象，是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主政者的共识，也是中国城市不可逆的潮流——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7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

　　“在现代化、国际化道路上，中国城市有着史无前例的热情与气势。”这样的概括当然是恰当的，而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就是一个醒目的注脚。但是，任何“国际大都市”的建设都不是单凭一腔热情就可以达到目的的，更不是一厢情愿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包括专家在内的社会人士都有话说，因为各个城市圈地规划不厌其宏大、地标建设不厌其豪华，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后，陷入形象上不叫好、经济上不叫座的尴尬。

　　在“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什么？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有个城市，几乎是按照比大伦敦、大巴黎规划面积大出近10倍的规模，设计了一个7万平方公里的发展框架。对此，陆大道院士评价说，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绝无仅有。

　　我们真的需要1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而建设部高官曾严厉指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笔者看来，这种指责可以看做是对1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批判，因为其同样难逃“政绩工程”的陷阱。

　　对于各地纷纷争夺名人故里的怪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根据这样的思路，笔者以为，可以把“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归为权力的“场面美学”。

　　在笔者看来，所谓权力的“场面美学”就是指主政者急功近利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建设一些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外表看似宏大，实则造成了民生困境。

　　“没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不管规模多么庞大，不论是否劳民伤财，只要能带来政绩，就是一些领导干部需要的。深入观察，可以说，“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的出笼根本就没有考虑老百姓的需要！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完全可以用“驴粪蛋子表面光，里面是草渣子”来形容之。不少官员决定在一项工作上投入多少时间、精力、资金时，首先考虑的是这项工作能不能给自己的“政绩”添上一笔，能不能引起上级的注意，能不能在上边“挂个号”。这是“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出现的重要诱因。

　　之所以说“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是权力“场面美学”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门由于受利益机制的驱动，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地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口号，制定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而且层层加码，签订目标责任状，并以此作为考核、奖惩、提拔干部的主要依据。下属为了完成目标，搞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甚至寅吃卯粮。最终出现的后果就是一任领导班子的“辉煌政绩”，造成几届班子的沉重包袱，在转型期的我国，我们不是没有见过。

　　二是在权力者的肆意表演中，我们没有看到对民生的重视，相反，仅仅可能由于一项“拍脑袋”决策加重而不是舒缓了民生压力，甚至把当地百姓拉入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陷阱之中。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元造新城事件就是例证。

　　权力“场面美学”下的“国际大都市”，路向何方？这是一个值得关切的现实课题。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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