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死亡”的受害人

　　1999年8月22日，海南省东方市大田乡(现大田镇)新宁坡村多人打死王文安，打伤符亚红。

　　符亚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新宁坡村和马龙村有过械斗，新宁坡人经常在村路口附近拦截殴打马龙村人。他们以为我是马龙村的，就来殴打我。”

　　殴打进行了两次。9点左右符亚红被打伤，王文安送符亚红治疗后返回路上两人再遭殴打，一死一伤。

　　案发后，东方市公安局抓获4名涉案人员。唐进龙等被批捕，后全部释放。

　　符亚红说，由于不知道凶手的名字，他一直向大田乡政府等部门控告“新宁坡村”，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2006年4月9日，凤凰卫视播出《无辜青年遭枪击，六年上访终昭雪》节目。符亚红称，节目中的“无辜青年”邢亚盖就是打伤自己、打死王文安的凶手。

　　符亚红对记者说：“他一天打了我两次，我对他印象特别深。”

　　2007年2月，符亚红开始控告邢亚盖。

　　2007年4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被遗漏的证人》，报道了法院认定邢亚盖为无辜青年并将开枪警察判刑，但从未有人找符亚红辨认犯罪嫌疑人。

　　符亚红对记者说，节目播出后，检察院的人让我说接受采访时说的是假话，恐吓我不要再告状。

　　符亚红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录音，录音中，一名男子大声告诫符亚红不要乱告状，否则会被判刑。符亚红则坚称，如果说假话情愿坐牢。

　　2008年4月初，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到东方市调查符亚红案。让她错愕的是，在大田派出所，已经找不到符亚红这个名字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弄袜”——保丁村一个去世10多年的老人的名字。

　　符亚红对记者说，用死人名字代替他的名字，是有人阻止他上访，上级部门调查时找不到人。

　　为了解符亚红“被死亡”的具体原因，2010年6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东方市公安局采访时任大田派出所所长的符夏清，政委潘树光以“警察不得私自接受采访”为由拒绝安排采访。

　　2007年2月10日，符亚红及王文安妻子谭贝公等人在《海南检察机关保护的是谁》的控告信上签字，并寄送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曾浩荣。

　　正是这封控告信，引来另一名青年被判缓刑。

　　2008年4月15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春节前，东方市人章生和找到符亚红和王文安的家人，称要控告邢亚盖，告赢了他们可以得到赔偿，分得一些钱。随后，章生和拿出打印好的控告信，让符亚红等5人签字。章生和以收买的方式指使他人作伪证，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犯妨害作证罪。

　　庭审中，章生和否认曾让符亚红等人在控告信上签名，签字人符亚红、符合查、符冲否也否认控告信是章生和给的。

　　庭审后，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王昌泽、罗昭霞对符合查、符冲否制作了询问笔录。两人改口称在法庭上说了假话。

　　2006年，公安部挂牌督办“8·22”和“10·7”案。

　　2007年，公安部督察局督办“8·22”案。

　　2008年7月30日，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林捷召开会议，要求对“8·22”命案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放过，同时采取一切办法追捕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同年10月9日，林捷再次召开会议研究“8·22”和“10·7”案。

　　2010年3月16日，海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于建华召开会议，研究“8·22”案件的侦破工作。

　　两案至今未破。2007年4月14日，新宁坡多名村民将马龙村青年吉求良打死。该案也未破。

　　与10年前相比，大田镇零公里处更加繁华。但对符亚红和王文安妻子谭贝公来说岁月依旧，王文安的死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在破败的家中，谭贝公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丈夫死了，像狗一样没人管。” 　　

    李国和案再审四大焦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决定书》，2010年5月26日，原东方市公安局局长李国和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2007年1月24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李国和等3人缓刑。2007年4月17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辩论焦点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时，李国和及律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两名检察员参加庭审。

　　申诉人李国和提出：原审认定邢亚盖无辜违背事实，邢至今不能排除犯罪嫌疑，更不能认定无辜；“委员长批示”系恶意虚构；自己正常履行了公安局长职责；本案侦查、公诉和审理程序违法。双方就此展开辩论。

　　庭审中，“8·22”案受害人符亚红作为证人出庭，讲述了邢亚盖两次殴打自己、打死王文安的过程。

　　符亚红说，2006年4月9日在凤凰卫视播出的节目中，他认出电视中的“无辜青年”邢亚盖就是凶手。

　　检察员问符亚红：“2001年到2005年，不知道邢亚盖的名字不去告。2006年知道了他的名字，为什么不去告？”

　　符亚红回答：“2001年到2005年，我告了没人去查。2006年4、5月知道名字后一直在告。”

　　检察员再问：“为什么知道邢亚盖名字半年多，你还没有告？”

　　符亚红气愤地说：“我都不会写字，你让我怎么告？”

　　检察员认为符亚红说谎，如在王文安致死凶器问题上，他以前说是木棍，现在说是山刀。

　　符亚红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一直说有些人拿木棍，有些人拿刀”。

　　检察员认为，符亚红的证言真实性存在问题，不应采信。

　　因开枪击伤邢亚盖被判刑的民警文瑞强作为证人出庭，陈述了击伤邢亚盖的过程，强调自己当时是按照公安局部署执行抓捕任务，邢亚盖是自己目击的犯罪嫌疑人。

　　检察员称，没有证据证明邢亚盖是在逃犯罪嫌疑人。

　　关于李国和是否认真履行局长职责的问题，辩护律师认为，李国和带领民警到新宁坡村包围犯罪嫌疑人吉平汉家，既没有搜查，更不是制造虚假宣传。犯罪嫌疑人邢刚调查笔录中明确记载，新宁坡村保安队长吉平汉组织了打架，最终造成符亚红被打伤、王文安被打死。

　　2000年8月2日，东方市公安局作出《调查报告》，认定邢亚盖是“8·22”案在逃人员，文瑞强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并无不当。

　　辩护律师认为，李国和对这一调查结果没有干预，也没有修改。枪击案发生后，李国和没有接到相关信访和申诉文件，也没有拖延审查。

　　检察员认为，李国和听信派出所所长章生贵的汇报，先入为主将邢亚盖当作在逃犯罪嫌疑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报告的错误。

　　关于海南特区报《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一文是否失实，该报道与李国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否有因果关系问题，申诉人和检察员也进行了辩论。

　　辩护律师提出，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王昌泽在《海南特区报》署名发表的报道中，捏造吴邦国委员长的批示，引起广泛转载，然后将报道作为“社会影响恶劣”的证据。这说明检察院利用报纸恶意制造舆论。

　　检察员称，报道中“吴邦国批示”是王昌泽还是记者提供的需要调查清楚。同时，有没有吴邦国的批示与李国和行为是否造成社会影响没有关系，李国和没有及时正确处理枪击案，导致邢亚盖多次上访。

　　李国和说，原案卷中多份邢亚盖涉案证据被掩盖。符亚红一直遭受压制。

　　琼山区人民检察院被指违反程序办案

　　李国和的辩护律师认为，在办理李国和、章生贵和陈文吉案件中，王昌泽既是公诉人，又是案件侦查人员，同时还处在证人的位置，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21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修正)》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设置内部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实行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业务分工，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保证办案质量。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6)琼山刑初字第229号显示，在审理李国和、章生贵和陈文吉案件中，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徐伟、王昌泽、罗昭霞出庭支持公诉。

　　刑事卷宗显示，王昌泽、罗昭霞作为询问人共同询问了文瑞强等21名证人。审查起诉卷记载，两人共同讯问了被告人李国和、章生贵和陈文吉。

　　律师认为，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将媒体发表的《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而公诉人王昌泽正是本文作者之一。因此，王昌泽已经成为本案证人。作为公诉人，王昌泽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还包括另外三种情况)，应当自行回避。

　　为了解公诉人同时是案件侦查人员是否违反相关规定，2010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前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采访。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领导正在开会，请记者留下问题，检察院会和记者联系。

　　记者将问题写好交给办公室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问记者是否就这一问题询问过其他检察院。

　　记者回答：“这个问题和你们有关，而且也很简单。”

　　工作人员说：“你们有备而来，越是简单的问题越难回答。”

　　截至记者发稿时，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始终没有回应记者的问题。

　　该案尚未宣判。

　　本报北京7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