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目前拥有德国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身为慕尼黑市长的吾德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大屠杀。吾德本人没有经历 过大屠杀，但对此并不陌生。

　　

　　记者/任蕙兰

　　

　　盛夏，慕尼黑市长克里斯蒂安·吾德以私人身份来到上海，此行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作为摄影师爱迪特的丈夫 ，陪伴太太出席“爱迪特壁画摄影展”开幕仪式。

　　街头的壁画和躺在美术馆的作品不同，它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历史和生活。“我陪着太太走遍了世界各地去拍摄 壁画，壁画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以玩味的态度反映了上几代的历史和记忆。”吾德会在太太的照片上写一些字， 介绍壁画含有的一些革命或政治元素。“历史不是给某一批人的，是给所有人的，壁画也是这样。”

　　开幕式上的吾德，完全收敛起市长的气场，当爱迪特兴致勃勃地与友人聊天时，他绅士地站在边上，偶尔补充一些自 己对艺术的看法，或者只是深情款款地看着妻子。不论爱好程度深浅，政坛人物也以艺术粉丝自居，德国毕竟是诞生过贝多芬 、海涅、歌德和康德的国家。

　　

　　两个“玩打仗”的孩子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对夫妻。“他们的故事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传奇。”与他们熟识超过20年的摄影家王小慧 说。

　　吾德和爱迪特这一代德国人的成长都脱不开二战的阴影。“即使到现在，德国社会还在消化着一些二战遗留。”吾德 告诉记者。

　　爱迪特出生在二战开始那一年，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急赴战场，她的洗礼只得匆匆完成。教父匆忙中把爱迪特说成“ 祖国的儿子”，直到念起“爱迪特”这个名字时，才意识到搞错了婴儿的性别。

　　战争年代，女孩子无足轻重，“祖国的儿子”才是一个家庭的骄傲。

　　“祖国的儿子”可以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游行和演习，在爱迪特童年的记忆里，“路上到处都飘舞着纳粹旗，游行队 伍不断，有时还会经过家门口。我们看到邻居家的小伙伴弗里茨，我哥哥欣喜地说：弗里茨也参加了！”

　　这样一个游行演习深深吸引着男孩子，这支身着军装的队伍看上去充满活力，军队的乐曲听起来让人激动，各种体能 训练让男孩更显健美和阳刚。当时，几乎所有年轻人都陷入对纳粹的狂热，连爱迪特3岁的妹妹也能说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工人党”这个复杂绕口的希特勒党派的名称。

　　爱迪特和小伙伴们的游戏就是“玩打仗”。路上到处是一堆堆准备用来加固路面的铺路石，孩子们在石块后面闲聊， 玩“高射炮”游戏，大家朝天上扔石头，好像这样能打中飞机。

　　但是没多久，爱迪特就真的体验到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柏林被炸了。“那一夜的天空通红通红”，夜里听到警报声 ，大家就得马上冲到防空洞里躲起来。爱迪特坐在受到惊吓而哭泣的人群当中，一直等到空袭结束。从防空洞出来，在回家的 路上，满目都是被炸的房子。

　　她看到一座漂亮的花园被炸坏了，“透过一面残缺的墙看到一间有座钢琴的完整卧室，它兀自矗立在那里”。

　　战争卷走了挚爱亲人的生命。全家人很喜爱的舅舅阵亡了，外公最终得到的只是装有他骨灰的邮件包裹，老人把自己 的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爱迪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很多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在哭泣，他们的眼神 极度恐惧，饿得瘦骨嶙峋，吓坏了，走投无路。路边站着哭泣的妇女，给小战士们递水，塞面包。”

　　而在不久之前，这些年轻人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在别人无比羡慕的眼光中，骄傲地在城市中游行。战争最后的 日子里，这些“祖国的儿子们”还要被送去做无谓的牺牲。

　　平民永远是战争中付出最多的，无论是谁挑起的战争。

　　吾德童年的游戏也是“玩打仗”，不过是在慕尼黑的断壁残垣之间，因为他出生时，二战已结束了两年。

　　“老城区和居民区到处都是数不清的废墟，那恰好成了我们玩冒险游戏的最佳场所。我们可以在那儿扮成牛仔和印第 安人或者强盗和警察，躲在断墙后面，或是藏在地下室入口，在瓦砾中翻找旧钢盔，防毒面具或是勋章，这很刺激。”

　　当时吾德压根不清楚，房子被炸飞烧毁，人们没了家园，全部家当付之一炬，这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多少悲伤和痛苦 。

　　童年另一个记忆是到处可见的美国大兵，他们对孩子来说不是什么敌人而是朋友。吾德家住的那条街上有家修车厂， 美国大兵在那里修吉普车，孩子们用踏板车表演些小把戏，比如用肚子顶住把手，然后伸开胳膊，美国大兵看了就会送他们口 香糖。“有时会送我们一整盒，里面有5块，这可是最大包的。”吾德也爱听美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虽然父母斥责那是黑人音 乐，但他爱极了摇摆舞和爵士乐。

　　直到60年代越战开始，曾将美国人视为“救世主”的年轻人发现，他们不止是为德国带来口香糖和美妙音乐的好人 ，他们会突然去轰炸一个从未侵略过自己的国家。那时吾德在学生报纸上写道：“通过杀戮，无法拯救一个民族。”

　　吾德对战争最早的认识来自爷爷，他参与过一战，作为普通士兵被俄军俘虏，并被送往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的战俘营 。老人时常会向吾德描述西伯利亚的寒冷：零下30度的低温，以至鼻子上都挂满了雪，必须很快把雪拿掉，然后搓鼻子以保 证血液流通。老人对看守营的俄军印象很好，因为俄军士兵经常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吃。

　　有一次吾德问爷爷：“为什么你在俄罗斯被抓？”爷爷说他在那儿保卫自己的家乡。孩子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在那 儿保卫家乡？你的家乡又不在俄罗斯，难道你不应该呆在家里保卫家乡吗？”

　　

　　大屠杀，冷漠的代价

　　

　　慕尼黑目前拥有德国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身为慕尼黑市长的吾德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大屠杀。吾德本人没有经历 过大屠杀，但对此并不陌生。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从书中看到很多有关二战时期的资料，了解了二战发展的历史背景。我所在的慕尼黑 ，也是当年纳粹开始活动的地方，发生过很多有关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打打杀杀，这是很让人心疼的，是很不应该发生 的。”

　　吾德从学生时代起就结识了很多犹太朋友，比如海洋研究家伊丽莎白·曼·鲍杰斯教授，她的父亲是德国诗人托马斯 ·曼，写下过反纳粹种族主义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母亲是一名犹太人。

　　伊丽莎白80高龄的时候，吾德邀请她参加了慕尼黑啤酒节，这位老太太毫不费力地痛饮了一大杯啤酒。虽然出生于 慕尼黑，但她此前从未参加过啤酒节，因为在懂得什么是啤酒之前，已经随着父亲开始了流亡生涯。

　　事实上，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没有多少恶意。1938年11月9日玻璃之夜以后，许多普通德国人依旧和犹太 人做生意。

　　纵观历史，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欧洲另一些国家要逊色得多。纳粹统治前，犹太人把德国视作“宽容的天堂”， 工作高尚，生活体面。比如尼维克在《魏玛德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强调：“犹太记者在整个自由主义和左派新闻界都是鼎鼎有 名的。”

　　随着德国在二战中急速扩张，纳粹野心凌驾于道德普世价值，情况开始改变。1942年希特勒对希姆莱说：“犹太 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

　　学界认为，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道德亏负，并非激越的仇犹情绪，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科恩在《种族灭绝的 根由》中表示，“人们不愿意为了犹太人而忙碌。”拉奎尔在《恐怖的秘密》中强调的事实是，只有极少数人关心犹太人的命 运。

　　要置犹太人于死地的，是坚定的纳粹分子，希特勒热烈的崇拜者？也许并非如此。

　　二战刚结束时，吾德的父亲安顿了无家可归的母女三人。一个女儿说自己从事秘书职业，吾德父亲建议她留下为自己 工作。她表示：“可是我以前是为希特勒工作的。”父亲回答道：“这没关系，战争时期换成别的德国人也得这么做。”但是 她补充道：“不，不，我意思是我直接为希特勒服务，我是他的秘书。”

　　这个女人就是特劳德尔·容格，她的传记《帝国的陷落》不仅感动了德国，也感动了很多中国人。

　　特劳德尔直到最后一天还在柏林帝国防空洞，在希特勒身边书写“政治遗嘱”，她目睹了希特勒和他情人爱娃，以及 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一家自杀。

　　那时，特劳德尔和其他身在德国统治中央的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从没有想过犹太人被运送到哪里，也没有意识到她的 工作和大屠杀有什么联系。在纽伦堡审判法庭上她也认为，她身为德国人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

　　希尔博格在《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中描述道，“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里倾灌毒气，大多数 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

　　特劳德尔们不知道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害处的忙碌所带来的最终结果——这些只会存在于他们思想遥不可及的深处 。他们的行为与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

　　纳粹官僚体系还为解决刽子手的“动物性同情”，找到一支“道德麻醉剂”。

　　“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化学消毒剂’的‘卫生官’的角色，而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 参观。将行为的有碍观瞻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一点。”

　　一场颠覆人性价值的犯罪，被淡化成一项“任务”。

　　就像费恩戈尔德所描述的，“奥斯维辛”就是一座现代工厂。“不同于生产商品的工厂，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 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有这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躯 体产生的滚滚浓烟排出。……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一阵见血地指出，正是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 趋势，这些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发生。

　　在这场惨剧中，特劳德尔们“只是一直听话的，顺从的人”。这位女士不止一次向吾德抒发她的悔恨：“或许你不能 马上就看出来一个人是杀人狂，他会装作对他秘书很亲切，他对孩子甚至对狗都可以很亲切，但你必须清楚了解，他到底做了 什么！……你知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为自己的所知与所不知承担责任！”

　　从极端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 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1968年，二战还魂

　　

　　一场战争，一次人性犯罪的影响，往往不是时间能冲淡的。

　　“60年代的时候，我刚走出校园，当时的青年人很反叛，喜欢在墙上画画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题 材通常是要求多一点亲近自然，或者是多一点自由，少一点社会纠纷。”反映那段历史的壁画照旁边，常有吾德的注解，或许 因为这是他人生的一段重要时期。

　　1968年，吾德邂逅了爱迪特，当时两人已经走过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爱迪特上中学时就怀孕了。那时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双胞胎孩子藏起来并躲到乡间去，否则孩子的父亲将被禁止参加高 考。与吾德相遇时，她已经结过两次婚，有了6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比吾德大整整8岁。

　　吾德的父母是编辑和翻译家，住在慕尼黑市中心艺术家聚集的施瓦宾区。深受父亲的影响，吾德9岁时就编辑出版了 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报纸”，在学生时代就成为活跃的青年政治活动家。

　　当时，吾德作为记者要采访那个著名女议员，而爱迪特当时根本没把这个毛头小伙看在眼里。直到5年后，在施瓦宾 区狂欢节的夜晚，他们再次相遇。这一次爱情迸发了火花。

　　1968年也是吾德事业的起点。作为一个记者，他亲身参与了学潮——二战影响的一次还魂。

　　经历过第三帝国、纳粹主义以及希特勒的战争的老一代德国人，努力使一切尽快回到轨道上，重振经济、重建城市。 “这样的愿望甚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具有批判性的自我审视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犯过错误，至少我们有过疏忽 ，而着眼于未来让人感觉舒心和谐。”

　　“但也因为这样，很多问题，很多疑问，很多犯罪都将被掩盖起来。德国人一向自诩为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这个民 族究竟是如何变成了谋杀者和刽子手了呢？那些一向对智慧以及道德有着高度要求的大学，为何他们没能成为抵抗法西斯罪恶 思想的堡垒，反而成为了阅兵台？……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熟识的邻居、朋友、同事、商人、医生、律师因为是犹 太人而轻易被拘押，投入死亡集中营，人们都没有反抗呢？年轻的一代提出了这些令人痛苦的问题，而这令老一辈中的很多人 都感到难堪，甚至感到是危险。”

　　于是，学潮爆发了。

　　高校里的各种弊端成为了学潮的导火索。“当时缺教授和助理，教室里坐满了人，挤都挤不下，在里面上课的人根本 无法提问，也不可能进行什么讨论。用的教材几十年都没有变过，都过时了，这些教材根本不可能对研究或者教学工作的内容 产生什么影响。”这便要求高校本身也参与改革之中，学生们很快开始了反对所有等级体制，反对任何专职行为的抗议。突然 之间“反专制”变得时髦。

　　吾德以记者的敏锐观察到，当时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学生以及年轻人的本意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社会 的觉醒，是新生，是从旧枷锁中解放。舆论变了，青年人不再把旧日的权威当回事，他们会对所有的一切刨根问底。在一个特 别死板看似又华丽的学术节庆会上，年轻人就直截了当地说：“教授的大衣下散发着千年的霉味！”

　　但是，年轻的吾德并不盲目站在反政府、反警察的一边。警方新闻发言人邀请吾德体验警察平息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 。吾德站在封锁区内，看到那些警察有的甚至比大学生还小，他们还没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还什么都不懂，只是为了捍卫使 命。当示威队伍高喊他们的口号“胡，胡，胡志明！”不断地冲向封锁线，这时有人趁机乱扔鸡蛋。

　　“一个相当歇斯底里的大学生向警察吐痰，也溅到了我的大衣上，满怀仇恨地骂那些年轻的官员法西斯。这让我觉得 很不恰当也很不公平，因为警察只是履行职责。”在这次经历了之后，有关示威游行和警察之间碰撞的内容，吾德的报道风格 变得更为客观。

　　

　　“结束犹太人的后院生活”

　　

　　一个月前，德国前总统克勒因为在阿富汗驻军基地说了一句疑似宣扬“炮舰政策”的大白话而辞职。或许在当代世界 ，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在意过去的潜在影响，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努力想摆脱这种影响。

　　然而，摆脱过去与其用“遗忘”，不如用“走出”。

　　吾德成为市长后，迫切希望帮助犹太人争取民主。“作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只是一小部分，还要保障所有人参与的 民主，要帮那些占少数的人，不能发声的人，去争取一个发言的权利。”

　　90年代初，吾德上任不久后，慕尼黑犹太人社区主席，同时也是德国犹太人主席夏洛特·克诺布洛赫到他办公室， 向这位新任市长提出一个建议，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的国家——德国，尤其是慕尼黑，这里曾经是希特 勒行动首都。但他们在慕尼黑生了根，也经历了和解。他们希望在慕尼黑继续生活并愿意留在这里，也希望成为这个城市的一 部分，还渴望在一个大家看得见得地方造一座犹太教堂。

　　“我听了很兴奋，这就是我找了很久的答案。”

　　吾德在市议会上提出：在雅格布广场，位于离玛丽广场上的市政厅很近的地方，造一座犹太人的教堂，还要造一个慕 尼黑犹太人的社区中心，一个犹太人小孩的幼儿园和学校，还有城市犹太人博物馆，借此来唤起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记忆。“这 项计划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因为这是一项欧洲最大的犹太人项目。”

　　吾德还记得自己的开幕致词：“这座城市可能会成为犹太人的家乡，这在很长时间以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特别是犹 太人自己，他们住在这里，但始终知道自己只是过客，要‘提着行李生活’。犹太人在战后的慕尼黑也相应开始了暂时且隐居 的生活。今天，慕尼黑犹太教这种孤独偏远的后院生活结束了。今天，这种多年的状态会用一种充满幸福的方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