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经济向“稳8”平滑

　　只要在有环境、资源等因素制约的8%～10%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目标，就不是下滑，也不存在探底，而是回归趋稳，回归正常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尚前名 王仁贵

　　“预测经济是一种风险。”曾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经济变化的捉摸不定。回顾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人们对这句话有了更贴切的体会。

　　年初，也许连最大胆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想到，在全球经济陷入迷茫之际，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异军突起。整个一季度，让经济学家们头痛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信贷、防范经济过热苗头。然而，仅仅数月之后，人们又开始担忧投资增速回落、经济增速放缓、贷款需求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抽紧。

　　一切的变化，似乎都在印证“今年是情况最复杂的一年”。

　　虽然，目前有不少机构预计，下半年经济向下运行的趋势将会延续，在明年年初或许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这并非他们所担心之处。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代表“经济下滑”或是“二次探底”，反倒是宏观调控的题中之义。

　　这些专家真正关心的是，在世界经济尚未全面恢复、欧债危机依然形势不明、外贸增长面临不确定性、投资增速呈现收缩之势、扩大内需难以短期奏效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何在？中国经济能否利用此次难得的机遇实现战略转型？中国会否再次因为过于关注“速度”而忽视“质量”的提高？……这些才是关乎中国经济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符合调控预期

　　4月15日，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一经公布，就立刻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财经版面的头条内容。11.9%的GDP增长率，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也超出了大部分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即使有去年一季度基数偏低的因素，这些经济数据仍然不失为一个优异的表现。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偏热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在4月份举办的一场经济论坛上，有多位经济学家向本刊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这并非空穴来风。我国GDP在去年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的基础上，去年四季度实现增长10.7%、今年一季度增长11.9%。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氛围当中，如此快速的增长，不免有“过热”之嫌。

　　然而，舆论的风向标很快就开始转变。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内，随着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化，不少人又认为经济形势相对悲观，认为“经济下滑”，甚至可能出现“二次探底”。并且，很多机构和专家据此下调了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认为第一季度11.9%的经济同比增速将成为峰值和经济回升向好的“分水岭”。

　　而发电量、制造业PMI等指标的回落，房地产、汽车等重要商品市场的库存上升，也在提示当前经济热度已有回落。

　　“用‘经济下滑’和‘二次探底’来形容增速放缓，这有点反应过度，或者说是危言耸听了。”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看来，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逐步趋缓，只是对过去一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他分析指出，如果今年二季度和下半年还延续这样的增长态势，那么与现阶段应有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相比，将是明显过快。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今年上半年，国家陆续实施了放缓政府公共投资、适当收紧信贷货币政策、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压缩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投资和过剩产能，重启人民币汇改进程，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措施。

　　“因此，即使探底，所探之底也不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而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提倡的8%之底。即使下滑，也不是像2008年那样从第一季度的10.6%‘陡’滑到第四季度的6.8%，而是从第一季度的将近12%‘平’滑到8%～10%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今年二季度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并且应该都低于第一季度。”

　　早在今年4月上旬全国人大财经委举行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上，尹中卿就提出，在外需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用4个季度时间就又从6.1%恢复到11.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创近年来历史新高。而这正是在连续7年高速增长后当时认为是过热的速度。

　　“2003年～2007年的高增长并非‘常态’。”尹中卿说，经济增长速度之“弦”绷得过紧并不是好事。只要在有环境、资源等因素制约的8%～10%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目标，就不是下滑，也不存在探底，而是回归趋稳，回归正常。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的王小广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的张立群。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的逐渐放缓，是宏观调控的题中之义，并非经济下滑的征兆。

　　例如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同比增速之所以会回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回落比较快，当月增速为15.8%，回落了2.1个百分点，由此带动了工业同比增速回落了0.6个百分点，而这跟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

　　“总体看，尽管出现回落态势，但经济增长仍保持着较高速度，并且正在向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按照张立群的预测，二季度GDP增长率在10.5%左右，上半年GDP增长率在11%左右。

　　复苏基础依然不够稳固

　　上半年经济总体向好，且符合调控预期，但专家们也提醒，从具体运行状况分析，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首先，作为经济增长首要支柱的投资增速开始下降，民间投资的热情依然不高。

　　从一季度的数据分析来看，最终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52%，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9%，拉动GDP增长6.9个百分点；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9%，拉动GDP-1.2%。

　　可见，尽管相较去年94.6%的全年资本形成贡献率，今年已下降明显，但投资对经济增长首要地位依然难以动摇。

　　张立群告诉本刊记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一季度为26.4%，1～4月份为26.1%，1～5月份为25.9%，增速出现持续降低。如果考虑到价格因素(2009年1～5月份价格绝对下降，2010年1～5月则为上涨)，投资实际增长率降低在10个百分点以上。”

　　对于投资增速的减缓，刚刚公布的高盛/高华投资报告分析认为，信贷紧缩政策包括对银行系统贷款总量的控制和对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贷款的控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后一类企业还面临着关停等更直接的行政调控来实现“十一五”计划的污染/耗能治理目标。

　　与此同时，尽管交易量显著下滑，但到目前为止房地产投资并未下降。不过，上述报告认为，如果未来几个月交易量继续走低，那么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

　　民间投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5月份增速达32.6%，比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还高10.9个百分点。但是，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私人部门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加快到38.2%。撇开这一因素，可以看到非地产的民间投资是下滑的。

　　5月13日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被认为是政府有意有步骤地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使民间资本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然而，在没有看到实施细则之前，“新36条”对民间投资的促进作用究竟怎样，民间投资能否接过“4万亿”投资的接力棒尚待观察。

　　其次，刺激政策效应递减，消费增长趋于放缓。

　　高盛/高华的上述报告认为，虽然2009年消费需求增长率创下了12.5%的高位，但这与国家实施的鼓励汽车、住房、农村消费等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大量优惠政策刺激了居民的当期消费，甚至有提前消费的“透支”效应。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这方面的需求将会减少。

　　当下的一些数据也印证了上述看法：2010年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6.35万辆和155.52万辆，均比上月降一成左右；1～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11.83万辆和616.59万辆，增幅较1～3月的77%和72%分别回落13个和11个百分点。

　　而对于像“家电下乡”这样去年对拉动消费贡献良好的政策，虽然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督促落实，但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家电产品，短时间内其市场份额有限，刺激政策拉动作用的边际效应递减更加明显。家电产品消费难以长期带动整个消费增长。

　　再有，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面临不小压力。

　　虽然1～5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33.2%，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由负转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既有基数较低的因素，也由于以美国经济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在补充库存活动带动下出现明显恢复。”张立群认为，未来基数正逐步加大(2009年下半年，月度出口额已接近或超过1000亿美元)，发达国家经济在高失业率、高负债率、银行普遍惜贷等因素的影响下，有出现反复的可能。因此，出口的高增长态势将发生明显改变。

　　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09年初至2010年4月，中国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2010年前5个月，中国贸易盈余甚至比两年前的同期水平还有所下降。

　　“降幅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由于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比于进口的制成品价格降幅更大。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再造”、“制造业回归”等口号下，出台了许多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措施。

　　此外，欧洲债务危机前景不明。虽然出台了巨额稳定基金，但欧元区货币统一、财政各自为政的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一旦危机蔓延，就可能影响中国的出口。高路易向记者表示，“欧元对美元贬值，也造成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同比例的升值。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欧盟出口即使在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利润也会下降。”经合组织经济学部经济政策组主任库尔内德就预测，欧元若贬值10%，未来五年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约为-0.1%至-0.4%。

　　在结构调整中寻找增长点

　　内需增长存在下降趋势、市场投资还没有全面恢复、房地产投资存在较大下滑风险、出口高增长难以为继——时至年中，中国宏观经济的复杂性仍未减弱，经济减速风险又成为新情况。

　　在受访专家看来，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的放缓，并不代表会出现明显滑坡，但上述变化依然值得引起重视。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把握好调控的基调和尺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下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提出的严峻考验。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由住、行等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主要内容。”张立群谈到，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和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今年以来危机应对型政策已开始向常规型政策转变。

　　在“常规型政策”中，结构调整无疑是重中之重。专家指出，虽然“调结构”是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的重点，但在危机中“保增长”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有所恶化，产能过剩就是典型之一。这其中，既包括钢铁、建材这样的“老面孔”，也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这样的“新成员”，甚至有学者疾呼“现在已很难找到产能不过剩的行业了”。

　　实际上，产能过剩背后反映出许多地方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以及过度重视发展速度，而忽视了质量的提高。

　　从今年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来看，“调结构”甚至已经取代“保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对此，张立群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而‘调结构’无疑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相关政策，他建言，财政政策应由扩大支出和结构性减税并重，向稳定支出和加强税收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由着重于“宽松”转向着重于“适度”。同时，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的步伐不宜过大，要高度警惕政策调整引起的较大波动。

　　具体而言，财政政策方面，宜逐步收缩政府投资规模，同时预留必要的回旋余地，为应对需求较大幅度下滑做好准备。应当主要依靠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严格防止提高税赋总水平的倾向，积极为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创造良好财税环境。

　　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以来控制新增贷款的力度较大，数量型货币调控措施比较集中，货币信贷增长较快向常态化方向回归，M2、M1同比增速持续降低，市场利率有所上升。基于资产泡沫风险缩小、通胀压力减轻，以及企业融资难有所发展的情况，货币政策宜在目前基础上保持稳定，不宜继续加大收缩力度。

　　多位专家都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结构调整箭在弦上，势在必行。虽然经济转型必然带来阵痛，但唯有如此，才能把中国经济“托入”新一轮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上升期。展望更长期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带来的政策、制度红利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