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市长郭金龙等到大兴区调研社区化管理工作，提出要推行村庄社区化管理，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大生庄村、 老三余村、寿保庄村……这些北京南郊过去毫无知名度的村庄，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就在几个月前，这些“流动人口倒挂村”因实行封闭式社区化管理，引起过争议。所谓“倒挂”，是指村里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而“封闭”二字让人质疑：自古开放的自然村落怎么说“封”就“封”？难道限制人们出入自由不成？

　　上个月，记者一连数日实地探访。提起当初各种议论，老三余村村民张大妈笑着回答：“怎么不好啦？现在我们村倒越来越像城里的社区了，干净又安全，比以前强多啦。”

　　生活更方便，环境也好了

　　——悄然变化的还有什么

　　乘坐954路公交车，记者前往寿保庄村，两个月前，它是大兴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之一。进入大兴地界后，汽车不时经过一些村庄，售票员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已非一天两天。“你瞧，这村儿卫生状况就挺差，和寿保庄村不能比。”经她指点，只见沿途有的村子， 路边积着一堆堆垃圾，自行车、汽车随意停在村民家门口，鸡狗在马路上穿来跑去，车一过尘土飞扬。

　　寿保庄村靠近南五环，隶属西红门镇。在村头主路口，两扇大铁门敞开着，笔直的街道贯穿村庄南北，路两侧施划出整齐的停车位，虽然也有多家做生意的门脸，路面上却看不到随意丢弃的垃圾渣土。

　　“你好，请问有出入证吗？” 下车后正准备进村看看，门口的保安员示意拦住了记者。在登记了身份证号码后，保安员随即放行。时值下午3点多钟，多数人还在外工作，村里静悄悄的挺安逸，只有一些老人在“健身区”的树荫下活动腿脚，或者聊天。

　　说到变化，正在健身器前扭着腰锻炼的王一芝大妈停下来：“自打实行社区化管理，村里的环境明摆着好多了，大伙儿都挺满意的！”王大妈说，之前，村领导几次进城考察，了解城里的社区是怎么管理的，回来后便决定也这么办，除了在村口安大门，配保安，治脏乱，还安了不少健身器材，方便大伙儿锻炼。“别说，环境这么一变，生活比以前舒坦了，还招来好多新商户。”

　　近些年，随着城市的南延，很多人像王大妈一样，盼着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但眼瞅着周边一天一个样，寿保庄还是那个传统的村庄。也正是这里房租便宜，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吸引来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时间一长，外来人口超过本村人口，翻了12倍。

　　人多，问题也多了：村里环境脏乱差； 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流动频繁，社会关系再不像从前那么单纯。有的村警情频发，搞得村民包括很多常住外来户都不踏实，生活缺乏安全感。

　　“城里人的社区生活谁不想，像我们这样的村儿怎么就不能封闭式管理呢？”很多人觉着没啥不妥，何况社区化管理以来，村里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治安状况比过去强，环境卫生也好了。

　　在村综治中心，记者碰到来京务工的赵有银，金星派出所民警宋小刚刚为他办好了暂住证。作为外乡人，他没觉着社区化管理有什么不好，有些事对外地人来说反而还方便了。赵有银说，过去办暂住证都要去派出所，住村远的来回得跑20公里，现在这项服务“挪”到村里来，不出村就能办好一切手续。

　　串村的少了，生意一定赔吗

　　——外来商户怎么看

　　城乡结合部农民出租房屋普遍，外来人口多，这不是大兴区独有的社会现象。但安大门、盖围墙、设保安的做法，最初有人不习惯，也正是这种管理，村民以前有啥意见，这会儿也不“摁”着了。

　　村民是房屋出租方，每月坐享租金，人口急增给村里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他们过去考虑不多。现在不同了，既然是社区化管理，条件、设施就应该像点儿样。一位姓马的村民告诉记者，她家有5间出租房，对外出租每个月固定收入1500元，但是用电量激增，特别冬夏两季，老跳闸，很多电器都折腾坏了。搁在过去，她也没辙，但现在是社区化管理，她觉得扩充电容就该由村里设法解决。

　　外来商户则担心村口大门一设，进村没以前随便，散客少了，会影响生意。老三余村卖农夫烤鸡的女老板说，过去除了村里的，一些过路人也光顾，她一天能卖三四十只烤鸡，现在过路的少了，生意受到一定影响。可奇怪的是，不单这位女老板，记者采访接触到的不少商户，虽然称生意清淡了些，却也没有一户搬离的。

　　“福茂家电”的老板更是冲着社区化管理，一个多月前将店铺搬到了老三余村。他雇用的销售员小赵起初也纳闷来这儿干嘛，房租比别的村每月还贵了100元。后来，她发现顾客虽然比先前那个村少一点，但生意还是有得做。小赵说：“过去在别的村儿，哪个月都丢东西，小偷进村，溜门撬锁，防不胜防。”指着货架上的DVD、豆浆机等小家电，她告诉记者，这些价值几十元到几百元的电器，以前一般不全摆出来，因为扭脸儿的工夫就可能被偷，有时一个月丢几件，损失近千元。“老板说，现在村口有保安员，街头有巡防员，心里踏实。虽然过路客少了些，他觉得买卖不会赔。”

　　曾怕客源减少挣不着钱的饭馆老板王大哥现在也这么看：“社区化管理挺好，以前夏天摆大排档，哪儿来的人都有，就怕有人喝酒闹事，现在治安有人管，不安分的也得收敛点儿。” 凭他的感觉，这一段来村里求租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租户一多，不愁没人吃饭，您说生意能差到哪儿去？”

　　村综治中心的同志告诉记者：“过去，有些房主只知道挣钱，出租房屋根本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弄得村里乌烟瘴气，村民生活安全感差。租房，做买卖，算经济账，也得算社会账，关键看怎么做对大家有好处，受益更长远。现在社会闲杂人员随意串村的现象少了，但没影响人们正常往来，房照租，生意照做，要求也多了，说明这么管理能改变现状，大多数人能接受。”

　　社区生活共同创造

　　——外来户和村民都参与

　　在大兴区，最早实行类似社区化管理的要属大生庄村，将近四年了。

　　那天记者一进村，便看见几个人聚在一棵大树下，有的头戴安全帽，有的拿着图纸，不时朝树上比比划划。走近一瞧，树杈间一个小伙子正在调试探头的位置，固定后，他摆了一个OK手势，冲下面喊：“看得见吗？”“树叶挡没挡镜头？”

　　原来大生庄村这两天安装监控探头，住在该村的安徽籍房客主动请缨，帮助安装调试。这些人平时都在城里包工程，早出晚归，经常回来很晚，“但无论多晚，村里都给留门，我们挺感激的，所以总想为村里尽点儿义务。”领头的老许说。

　　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正好碰见来买东西的村支书李武江。“没错，我们村实行社区化管理最早，我还是发起人之一。”李武江告诉记者，“当时刚经历过了非典，考虑防病比较多，才在村口安上大门，并给村民和外来人口办了出入证。”没想到防病居然把村里的治安也“防”好了，从那时起，村里没再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去年大兴区公安分局局长陈德宝上任，明确提出要在农村地区推广社区化管理，从没往这方面深想的李武江等人，觉着大生庄村多少提供了一点儿经验。

　　“当然，政府只是引导者，给我们介绍了一种新型的村庄管理模式，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最终还得由村民拍板。”不过李武江觉得，村里住着的外来人员同样有权参与这些村务大事。

　　不久，西红门镇党委政府专门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统一思想，并拨出3000万元资金支持村庄社区化管理。“政府出大头，老百姓基本不用出钱还能享受好生活，谁不愿意啊。” 李武江趁热打铁，回村后立即着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代表中除了本村村民，外来人口每20户也推举一个代表，最终村民大会选出代表32名。

　　第一项议程是讨论大生庄村要不要进一步规范社区化管理。由于这几年效果谁都看得见，故无阻力，32名代表全数表决通过。随后，大家热烈商讨具体做法，例如成立巡防队负责安保，村口大门定时关闭，凭证出入；过去村民喝水靠自己打浅井，水质不好，改由供水公司供水，每人每月缴纳5元水费；公共卫生由村里统一保洁，垃圾清运车由每天来一趟增至4趟，所需开支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对流动人口中的残疾人，费用全免……

　　一起参与，共同受益。但有些做法还是引起了误会。广西人陈贵良见村里要在承租房门上贴“出租房户”的标识，特别反感，觉得遭到了歧视。但真贴上标识后，只是便于社区民警、巡防队员和流动人口管理员了解哪个院住有外来人口，定期上门检查消防安全，或送些宣传材料，没人一天到晚盯着你，他和一些人打消了搬走的念头，并且还关心起村里的事儿来。听说要安装监控探头，陈贵良和几个外来户主动帮着出主意，告诉民警哪儿是村里的防范弱点，哪个路口监控范围大。

　　4年前，大生庄村常住人口不过300出头，随着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如今流动人口有2400人。李武江说，这么多外来人口集中到这里，确实给农村基层管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实行社区化管理适应了现实需要，也是新型村民自治管理模式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让大家共同参与的目的就是一起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92个村年底社区化

　　——社会成效的说服力

　　今年4月，大兴区16个“倒挂村”实行封闭式社区化管理，“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议论涌来，大兴区公安分局局长陈德宝坦言当时压力真大，但经过这段时间，实行社区化管理最短的村也两个多月了，取得的成效让他坚定了信心。

　　“我说一组数字，就能明白社区化管理的好处了。”陈德宝拿出一份警情统计，这相当于16个“倒挂村”实行社区化管理2个月来的考试成绩——3月到5月，11个村实现零发案；警情同比下降37%，可防性案件下降33.3%；期间，先后有9000余名流动人口主动到村综治中心登记办理暂住证。

　　“10天前分局还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共200份，抽样当地村民100人，外来人口100人。”陈德宝拉开抽屉取出这些问卷。“我计算过，群众平均治安满意度从过去21%上升到88.5%，居住环境满意度从24%上升到95%，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算算。”说着，陈德宝递过来一台计算器。记者仔细算过，结果一样。

　　陈德宝说，尽管这种管理模式曾被误解，但前期对大兴区527个自然村村民的调查时，绝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的模式。而最近一次民意调查让他更有底气：看到老三余村、大生庄村的成效后，现在不单“流动人口倒挂村”，很多非“倒挂村”也向政府提出了实行社区化管理的申请。

　　“这说明人们有需求，而且迫切。”陈德宝告诉记者，通过村民大会表决通过，今年大兴北部城乡结合部地区还将有92个村推行社区化管理。

　　推进村镇社区化建设

　　——有待完善的渐进过程

　　在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一些村镇实行社区化管理，这在我国多个省市都有尝试与探索。采访中，大兴区有关部门向记者提供了两份资料，分别介绍了内蒙古赤峰市和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经验。这些村镇推行社区化管理，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加强社区配套项目和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丰富社区化服务的内涵，涉及到产业信息、社区救助、综治调解、环境保洁、文体娱乐等多个方面。

　　现阶段，大兴区“人口倒挂村”社区化管理更多是从维稳的角度着眼。大兴区政法委副书记董涛承认有差别，但这是由很多特殊性决定的，比如村镇所在地区不同，人员构成不同，等等。他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外来人员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各种人都会来，站在维护首都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错，首先着眼这个环节也有充足的理由。“当然，村镇社区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不断充实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更多部门参与打造。目前这些村实行的社区化管理还处在初始阶段，最终目标是无论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都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同等服务，让他们都能享受到类似城市社区那样的生活和服务。”

　　针对有人反映有些村巡防队员管理死板，没有出入证不让进出村子等问题，董涛认为，巡防队员目前都是本村农民，保安能力和素质确实有待提高，但所谓“死板”也可以理解为尽职，而且这些都是以后可以改进的。下一步，对巡防队员进行法律法规、业务技能、身体素质等系统培训都会跟上。

　　“不可否认，农村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没有经验，肯定存在缺陷，但我们坚持一个观点‘先上车，后买票’，对存在的不足可以逐步完善改进，但不能因为个别问题就终止农村推进社区化管理。” 董涛如是说。

　　专家点评

　　社区化管理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户口管理专家王太元曾亲赴大兴实地调研，他对农村推行社区化管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做法能够极大促进北京城市化进程。

　　“农村社区化管理，就是在农村村落中引入城市社区建设理念，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完善村级公共服务功能，拓展服务领域，提高综合管理能力，营造现代、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区氛围。”王教授认为，农村推行社区化管理，最重要的是准确定位。“由于经济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传统式开放的、自给自足的村、居组织设置已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以地域来划分若干社区，以社区为单位来进行管理。但是，如果把这些社区直接定位为城市社区，又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有着很大区别，毕竟人的身份性质、居住状况、文化素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还带有明显的农村痕迹，从城镇转向城市、从农民转为市民还需要一个过程。”

　　王教授认为，为了体现不同性质的社区之间差异性，也为了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应该把实行社区化管理的农村定位为“城镇社区”。这类“社区”的功能，应该既有城市社区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住驻共建、资源共享的共性，又有发展区域集体经济、开展村镇建设、兴办公益事业、保护农民利益的个性。

　　王教授介绍，根据世界及我国发展经验，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在农村地区扩大成熟社区的范围，所谓成熟社区需要满足公共建设、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五项标准，只有打破农村零星、松散的管理模式，整合区、镇、村三级力量，实行统一规划，才有可能实现农村城市化改变，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化管理是创新的、科学的并且符合北京农村实际的一种农村管理模式。

　　针对大兴区情况，王教授特别强调，首要在于抓好治安。“外省市推行社区化管理可能侧重服务新农村建设，但大兴区情况不同，首先倒挂村多，而且本地村民也有很多不再务农，村子已经摆脱原始农村的概念，具备了发展成社区的可能，而城市社区最重要的就是治安情况，这是发展其他经济的保障。”王教授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区化管理才被称作是“封村”，这既属于误读，但也道出了北京社区化管理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