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凭什么复兴

　　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而是越来越不像美国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张静 | 北京报道

　　2005年，《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作者，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原因时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是要素之一。但他又说：“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

　　所谓“最近的经历”是以1978年为起点，他将这一年看作是中国进入起飞跑道的开始。

　　又过了5年，抱有认真研究态度的国外专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看“最近的经历”了，他们的学术“野心”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大。

　　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一举将对中国模式的观察推到了2000多年前，起码明确地推到了孔子那里。

　　这部书于2009年6月首先在英国出版，同年11月在美国出版，在中国的出版时间则是2010年1月。在欧美书市，这本书跻身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在西方社会，评论此书或议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1000万。

　　马丁·雅克何许人？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D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同时也是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他还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者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

　　近日，马丁来到中国。年届60的他身材不高，锃亮的光头和身上的衣着打理得一丝不苟。

　　马丁喜欢中国文化，据探访过他位于伦敦的家的《参考消息》记者描述，在他家客厅里放着一个中药铺里常见的暗红色柜子，一个个小抽屉上用毛笔写着“甘草”、“茯苓”等字样，柜子上立着一尊一尺多高的兵马俑仿制品。此外，他家里还收藏着葫芦丝、二胡等物件。

　　在马丁眼里，中国的历史并未被割裂，而是一脉相承。“与其说1949年后的共产党政体是中国历史准则的某种异类，不如认为在很多方面，该政体依然没有脱离国家传统，这种迹象自邓小平时代以后更为明显。”

　　马丁的论述方式为中国模式的讨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国家”的秘密

　　马丁·雅克强调必须从文明国家而不是普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

　　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国家和教育。不管是过去还是共产党执政后，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附以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他分析说，在中国，其实曾经正式存在且真正重要的“机构”也就两个，一公一私。“公”是指政府，“私”是指家庭。无论是孔子时代还是当今中国，政府都不允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当然，现实当中不同利益的确存在，只不过这些利益在政治上并不被认可，并且也不急于被认可。这些利益活跃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游说政府，并谋求对个人而不是对整个阶层或团体的支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也就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市民社会。

　　抓住了“国家”的秘密，在马丁看来也就抓住了中国模式的核心。“这可以归结为中国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中通常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被广大人民当作社会的保护神和化身。虽然中国已经推行市场改革，但各级政府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丁说，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国家。他相信高盛公司的预测，即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超高的经济增长率相结合，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改变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而且还会把它带入一个陌生的未来。正因为这种转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人们谈论现代经济历史甚至会使用‘中国前’和‘中国后’(和‘公元前’、‘公元后’类比)这类术语。”他这样写道。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马丁一再强调，这部书的书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它指的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过，他又说，从长期来看，他非常确信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国际体系。尽管中国将不会实行扩张主义军事政策——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但是随着中国获得全球性主导地位而越来越自信，中国人思想中那种有上千年历史的优越感又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而是越来越不像美国了

　　在马丁眼中，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改变还有更深刻的方面—— 它将改变西方人对全球化乃至现代性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成为美国鼓吹全球化的关键因素。美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越来越像美国。这一鼓吹中包括很多设想，从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胜利，到对西方式民主的普遍性和绝对实用性的信任。

　　现实并非如此，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而是越来越不像美国了。

　　马丁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宣称要对金融部门展开大拯救，这标志着被称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资本主义“名片”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彻底倾覆。

　　他做出结论，中国对世界的主要政治影响将会是：儒家传统文化、西式民主传统的欠缺、政府的中心地位，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民间团体的相对弱势，“中国更加民主之后，也会和西方模式千差万别。”

　　由此，马丁认为，中国的崛起颠覆了一直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元现代性模式，而使得现代性展现出多元面貌。这或许将改变许多国家的现代化选择，“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这一做法对于非洲各国政府来说显然很有吸引力。”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DNA

　　《望东方周刊》：你的书对中国现状和未来非常乐观，这种乐观的根据在哪里？

　　马丁：也不能称之为乐观吧。我是一个观察者，一个外国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劣势，但也是一种优势。我的观点是建立在长期的、客观基础上的一种观察，一个很强大的趋势让我得到这个结论。

　　首先第一点，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不光给我们很多经济上的启示，也有文化上的；另外，不光是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和巴西在这个时期也在高速增长，这些发展中国家今后会重新塑造世界体系和结构；第三点，中国有非常强大而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特征。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不可以实现一种强大的发展呢？

　　我不认为中国未来就一定不会发生危机，很有可能发生，但过去30年中国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就已经很令人惊讶了。就算将来有危机发生，我也不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终结。时代把它推到了这样的位置，就长期来看，中国一定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在本世纪之内肯定会实现。

　　《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信心，认为这种文明模式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其实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早就有了，从伏尔泰开始，但这也被批评为是对中国的一种浪漫主义叙事。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马丁：我不属于欧洲的这些学派，我认为中国文化很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文化一直是和谐传承的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相反，过去200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面临危机。最重要的一点，过去儒家文化没能让中国正确面对欧洲的崛起，也没能够给中国带来现代化。

　　中国文化处于很深的危机当中，社会中充满太多矛盾，普遍有一种迷失感。但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根基，很强大，对中国人一直有很深入的影响。

　　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思维，自然而然无意识地影响到人们对于权利、家庭、历史、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的认识，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这是没有东西可以破坏的，可以称之为国家文化的DNA。

　　单纯提儒家文化复兴没有意义

　　《望东方周刊》：近些年来，中国确实有一股儒学复兴的风气，或者也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你认为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吗？

　　马丁：我看到现在中国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是把1949年，尤其是邓小平改革之后的这段历史，跟长远的中国历史的延续性相连接。

　　部分原因是，现在流行一种非常现实的意识形态，政府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够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来表述当代社会。一旦把现代社会和过去联系起来，儒家思想在其中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我觉得儒学复兴有意义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支持就好像是从盒子里把一件文物古董拿出来摆上台面，完全忽略它曾经经历过危机，曾经有过种种失败。所以，我不太同意儒家文化复兴的说法，现在需要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的变化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 包括儒家文化曾经的成功、失败，包括毛泽东的改革，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需要联系起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类似问题在欧洲引入现代性的时候出现过，但是欧洲的过程很长，几个世纪，而中国把所有国家经历的过程缩短了，而文化的变革和思考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

　　中国一个“80后”，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儒家思想，也接触了改革开放后种种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怎么把这些影响融合起来？中国发展太快，如果能够把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像星星一样，一个一个链接起来串成一个整体，就很好。只单纯提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他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早缝一针比最后多缝九针要好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政府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一环，现在中国舆论界一个很强大声音是呼吁中国要更快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

　　马丁：随着社会变革越来越快，我们的确要进行政治改革，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社会变革的速度也会很快，如果不能及时改革政治体制，就很难适应需求。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也是落后于时代的。

　　一旦这样，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到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更加困难。西方有句谚语，“早缝一针比最后多缝九针要好”，政治体系也是如此。

　　我对于中国的这种争论了解不多。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当时也很支持他的方案，但后来看他的改革是错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想要做太多的事情。

　　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方案就很好，先快速进行经济改革，再在有限的范围内来进行政治上的体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