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不想当中国通

　　16年前，他带着不被理解的气愤离开了中国；12年后，他重返中国工作。明年他将退休，他已经决定继续留在中国。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阿克曼一下子递上来两张名片。两张都是他现在用的，每张上面都只有一个职位：一张是“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另一张则是“德中同行项目总监”。

　　在中国，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所有的身份都会印在一张名片上。

　　“你知道的，在中国办事，对身份的认知很重要嘛，不同的场合必须要用不同的身份，所以就印了两张名片。”阿克曼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似乎早就料到这一出，边递名片边解释。

　　从1975年到中国留学算起，阿克曼已经和中国结缘整整35年，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已有16年。期间，他不但参与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并任首任院长，还娶了个中国妻子，是公认的“中国通”。

　　听到这个称谓，被老友刘震云描述“和一个普通的中国老头没什么差别”的阿克曼，并不受用，他说：“我不是也永远不想当 ‘中国通’。”

　　阿克曼性格

　　到6月，阿克曼重返中国担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已经整整4年。也正是在这个6月底，他一直操心的“德中同行”项目将正式告一段落，结束长达三年的活动期，在上海世博园上落幕。

　　能将“德中同行”和世博会挂上钩，而且还能进驻世博园，这归功于项目总监阿克曼对中国情势的精准把握：三年前就把“德中同行”的主题敲定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完美契合。

　　提起世博会，阿克曼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高兴，他似乎生怕《中国周刊》记者以为他搭上了上海世博会的“便车”，“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计划在世博会上结束这个活动的”。

　　2006年秋天，当他受德国外交部委托，带领歌德学院的同事们一块设计“德中同行”的主题的时候，他说自己还真不清楚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什么。

　　阿克曼喜欢创新，不喜欢重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留过学的他，首次被歌德学院派到中国来工作，在同济大学教德语。明知道当时“在中国成立歌德学院比在月球上成立还难”，但阿克曼还是积极参与进来，并且梦想着当歌德学院在中国的首任院长。因为，这是一个创举。

　　1988年，他梦想成真。但此后6年，绝大部分时间，他行使的都只是一个德语培训学校校长的职权。看着一天天的重复工作无望改变，他选择了离开。因为实在是被在中国没有创新的工作状况“恶心”到了，阿克曼甚至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回来工作了。

　　2006年6月走马上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他并不是很爽快就答应，而是考虑了半年之久，就是害怕重返故地，还是重复自己。

　　来中国实地考察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而这会让他每天都可能遇到新挑战，于是，决定成行。

　　不愿做“中国通”

　　接手了中国区总院长一职，阿克曼才发现，他面临一项任务——用三年时间，筹办2009年的德国文化年。

　　一接手这个工作，阿克曼就发现，当时，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在中国举办过文化年，如果德国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就是重复。

　　阿克曼决定推翻德国文化年的计划。他召集一群人，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德国文化年”进行重新策划：举办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地点由一个一线大城市转向多个二线省会城市；中德交流的内容从单纯的文化变成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俨然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文化年。一个崭新的“德中同行”项目由此诞生。

　　和法国文化年一年就投入4亿人民币相比，德国政府投入的资金只有7000万人民币，阿克曼的设想“居然”是在中国用三年，而且，德国外交部方面还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构想。

　　可见，德国官方也是非常认可阿克曼“中国通”的本领。阿克曼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更愿意强调，“我们当初的设计，90%的项目都是德中双方一起合作进行的”。

　　对于“中国通”这个称谓，阿克曼唯恐避之不及，“中国通，就意味着他是在现成的既有的观点和视角去观察和解释中国的问题，这是一种重复，我不喜欢，我也不愿意。”

　　吃得开

　　“在中国办事，最重要的是要给人面子”。做“德中同行”项目，阿克曼总会提醒他的德国同事，不要太过直爽，不要当面给中国人难堪，否则会很糟糕。

　　阿克曼说自己出去办事打车，总会被人问来中国干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政府间的那些破事儿，你知道的，特没意思；赶上心情好，他会说，做文化教育和交流，让你们中国人看上我们德国。

　　和《中国周刊》记者说起这些的时候，阿克曼自己也笑了，这一套让他在北京很吃得开。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牛文怡，2006年曾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工作，在牛文怡的心目中，阿克曼很懂得中国人。当年，牛文怡在工作中与一位德国员工非常不和，双方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最后，德国员工气哼哼地找到阿克曼去投诉。牛文怡懒得多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卷铺盖走人。

　　阿克曼听完德国员工的投诉后，没有马上做声，而是用白纸画了一幅画：两个井口，一个踏上了几个脚印，一个旁边围绕了几个脚印。

　　阿克曼用这幅画告诉那个德国员工，踏上脚印的是德国人，绕道走的是中国人。遇到问题，德国人习惯于直接面对去处理，而中国人更习惯于绕过去，双方只是文化背景不同导致的处事方法和态度不同，要尊重各自的文化背景。

　　这件事后，牛文怡发现那个德国员工再也没有当面找自己的茬。

　　牛文怡发现，“好像碰到中国在国际上遭遇什么误读，他都会站出来发表他的见解，为中国辩护，不把自己当外人，特会做人。”对于阿克曼在中国比较吃得开，他并不奇怪。

　　但阿克曼并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中国人。

　　不懂中国人

　　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在阿克曼心目中，“就是一群跑来跑去、面目模糊、没有个性的蓝蚂蚁”。

　　1993年，他和一位德国诗人跟着刘震云回了趟河南老家，见到刘震云93岁的外祖母，改变了看法。

　　老祖母不识字，但她提的第一个问题在阿克曼看来很有世界性：“你们从哪来？”这也是《圣经》里的话。阿克曼回答，“从德国来。”

　　“德国有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阿克曼照实说：“没有搞。”

　　外祖母一拍太师椅：“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

　　“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德国人又有点笨，所以没听懂。”阿克曼回答。

　　外祖母想了想，觉得也是，“德国人没听懂就算了。”

　　现在阿克曼回忆起来，还依然记得外祖母的举重若轻以及当地农村切切实实的生活，这一切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中国的传统已经损耗了，但这时他知道了，“其实在中国的农村，在最基层的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的传统保持得非常好，也有许多聪明人存在。”

　　这次经验让阿克曼明白，光看表象，你永远不懂得真正的中国人。

　　现在，和每个中国人打交道，他更注意这个人的个性，更愿意看他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影响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德中同行”避开大都市，到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但并不是特别受到外国人关注的南京、重庆、沈阳、武汉等二线省会城市去，就是出自阿克曼的主张。

　　每到一地，阿克曼特别喜欢亲自上阵，演讲、交流，甚至是教小朋友学德语单词，他都乐此不疲，“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你只有深入他们中间。”

　　阿克曼在中国没有专车，出门“只有老老实实打车”，北京糟糕的交通状况也是他回来这几年最为头痛的事情，不过，他并不打算改变这个情况，因为，这是他深入了解中国人的一个有意思的途径。

　　现在，阿克曼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忙碌，除了经常飞到上海去看看在世博园的那个“德中同行”馆的运行情况，他开始有一些时间可以坐在北京的办公室。他在世博会上的通行许可证，已经借给无数个老外以便他们自由进入世博园。

　　“你看，在中国人眼中，老外就是老外，待了一辈子都是老外，长像都是差不多的。”阿克曼边说边露出一种恶作剧般的笑容。“我认识无数不同的中国人，我还没碰到中国人。”他意味深长地说。

　　文化差异中的“救火队员”

　　而过去三年多，阿克曼实在太忙了。

　　杜星桥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着阿克曼一起做“德中同行”。2008年底，他才从一家中德合资的企业来到“德中同行”项目组。当时，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年半。还有一年半就将结束。

　　能在活动过半后参与进来的原因，是因为杜星桥的前任不堪工作重荷导致心脏病复发，不得不从这个岗位上离开。

　　“我只是处理项目组的对外宣传的工作，阿克曼却要负责整个项目组的工作，歌德学院还有一些必要的工作，他的工作负荷之大，可想而知”。杜星桥发自内心佩服64岁的阿克曼。

　　阿克曼对此浑然不觉，他甚至幽了自己一默，“还好吧，除了处理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人聊。”

　　从2007年秋季开始，“德中同行”每半年在中国的一个城市举办一次系列活动，每次活动举办的时间计划为三个月，筹备三个月，包括大大小小的交流项目100多项。

　　阿克曼自己大致统计了一下，三个月的活动筹备期，一般要专门花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用来走访各行各级的各类官员，给他们解释“德中同行”到底是怎么回事。通常情况下，这些交涉中比较高级别的、比较难啃的骨头，就是由阿克曼出面来协调。他像个“救火队员”。

　　去谈合作，对方笑着满口答应，非常热情，但实际操作中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对方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你表示热情，不提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们不表态并不是他们没有态度。有时候，不表态还会帮助人占尽先机呢。”阿克曼兴致勃勃地继续，“你必须敏感，要想尽办法仔细揣摩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才会有新的收获，才能推进事情进展。”

　　这些在杜星桥看起来非常麻烦、非常琐碎、非常消耗人的沟通过程，在阿克曼眼中，却有不同的意味， “在中国，永远都有你不可预知的新情况出现，总是有新的挑战等着我。在中国的每一秒我都不无聊。”

　　“我一直觉得误解不是个坏事。中国介绍吸收西方文学的过程大半都是误解，反过来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大半也是误解。但是这种误解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误解可以制造新的东西。我们也不必要太了解一个国家，太了解，就很难有开创性的思维。”

　　这也是阿克曼不想当也觉得自己不可能当“中国通”的部分原因。精通中文的阿克曼，并没有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这是他刻意为之的。

　　在他看来，像他这种长期生活在别国文化中的人，会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德国文化基因，会更加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没什么不好，他觉得用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才会永远有好奇心，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