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书蜀

　　7月1日，温家宝总理到湖南宁乡县考察防汛抗洪工作，临时停车与百姓交谈。农民陈凯旋向他反映当地出现塌陷的问题，还为总理带路考察大坑。当晚镇上流传说派出所要抓陈凯旋，担心被“报复”，他半夜逃跑，3天没敢露面，并从此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只不过被总理的亲民作风感染，说了一句大实话，反映问题并由此促成事情解决，就如此不堪重负，实在让人五味杂陈。

　　虽说当地官员已澄清陈凯旋出逃是误会，事情似乎向着大团圆的方向发展，但陈凯旋已成“惊弓之鸟”，这显然不是他一人的悲哀，其中暴露出的现实官民生态，不能不让人深思。

　　首先，高层视察、调研，地方一般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安排，但高层仍希望与基层群众直接交流，听真话、了解真实情况，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视察时常常改变行程，临时停车与百姓交谈就是一大体现。此次“天坑”情况也是温家宝随机改变考察“路线图”的意外所得。不仅现任中央领导是这样，原来的中央领导也这样。《人民日报》今年4月15日所发温家宝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就说：胡耀邦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胡耀邦一次还让他不和地方打招呼，直接带几人到城外的村子走走，做些调查研究。

　　其次，基于“保卫领导安全”、“报喜不报忧”等因素，基层不愿让高层接触更多群众，了解真实情况。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牟新生就说，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总是有限的。

　　第三，有群众偶然见到高层说了实话、告了“御状”，就是破坏了上述“潜规则”，结局难说会很好。眼前的现实是，总理“天坑”之行显然不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之列，一个农民突然站出来向总理反映情况，这显然不是一些基层官员“乐见其成”的，所以才有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和一名穿警服的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且当晚一名在政府工作的亲戚也训斥他随便向总理反映问题很冒失，建议他出去躲躲……非眼前的现实是，一些群众因向上级反映情况受到打击报复的事并不鲜见，甚至有村民告政府却反被政府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案例发生。

　　所以，陈凯旋担心被“报复”，有着很强的现实依据，不过从最终事实看，陈凯旋似乎多虑了，这让担心他的人终于可放心了。但问题是，在一些地方官员官本位、政绩观第一的背景下，官民生态尴尬暴露出的民情上传与官民交流通道狭窄问题，才让人忧心。

　　去年，《半月谈》分析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现，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当事群众再三向当地党政部门反映过，但始终得不到及时回应和有效解决，从而激化矛盾。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老百姓利益诉求存在梗阻。试想想，如果没有陈凯旋偶然向总理反映问题，任由“天坑”事件久拖不决，民怨升级，“天坑”会不会演变成恶性事件？谁敢保证？

　　在“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条件下，如要类似陈凯旋的群众不再“贸然”向总理反映问题，在地方层级疏通群众利益诉求管道就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