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津

　　前段时间花了点力气帮一个朋友的忙，这位朋友信誓旦旦地要请我吃顿饭。推辞不过，于是约好某晚六点。我在六点之前赶到，为了给对方腾出研究菜单的时间，我还特意在饭店门口磨蹭了十来分钟才进去。服务员把我领到预订的座位上，我惊觉请客的人居然还没到。打手机一问，对方说快了快了，正往你那里赶呢。于是喝茶到六点半，再问，说是就快到了，几分钟的事儿。六点三刻，对方终于赶到，一边落座一边不住嘴地抱怨：哎呀上海这个交通太成问题了！到处都堵车！牌照这么贵，怎么还有这么多私家车！有些司机素质真差、真不自觉！还有停车位也太少了！……一连串的理由当然都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但是，他就是不肯说最应该向我说的那一句：对不起，我迟到了。

　　这位朋友的表现绝非个案。应该说，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很多人——不管是平民老百姓、各界名流或是企业机构的通用逻辑：我当然永远都没错，当然永远都是别人的错，实在不行，那就是社会的错。

　　你看，紫金矿业排污致汀江流域大量鱼类中毒死亡，却在渗漏事件发生9天后才向外公布，原因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跟普通民众一样被蒙在鼓里的当地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给该公司颁发一个“维稳文明奖”？

　　对新版《红楼梦》的口诛笔伐终于随着播出结束而告一段落，导演李少红的发飙，跟雷人的剧情一样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媒体从不写我们好的地方，只写负面报道，这是什么心态？”作为媒体人，我得负责任地说一句，被一些媒体骂，那是很容易的；但被所有媒体骂，其实是很难的。这么一件很难的事情，李导演居然做到了，这让之前孜孜不倦以毁金庸为主业的张纪中导演情何以堪啊。李导演当然不服气，因为“这部戏我们是玩了命拍的，集结了很多人的大智慧”。我相信比较客观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玩了命拍”是一种积极的工作态度，但饶是以这样的态度工作，却仍然拿不出质量上乘的作品——呃，难道是能力有欠缺？

　　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在呢，不要说是 “淋漓的鲜血”，就连自己的错误，都没有几个人肯去正视。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分是非曲直、只顾自我开脱，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生活逻辑。

　　最近又有个上海大学生跳楼了，我相信如果追究其自杀原因，不外乎恋人不爱我、父母不理解我、同学老师不喜欢我、收入养不起我，等等，总而言之，都怪这个社会对不起我！至于我自己的问题？开玩笑，我是多么纯洁无辜清新可人的一个天使啊，我能有什么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伴随着这种含糊的、拒绝正视核心问题的生活逻辑，才有了校园劫杀、戕害父母、年轻跳楼、悲观厌世等一系列社会怪现状的涌现。

　　在“学历门”闹得沸沸扬扬的当下，唐骏依然说自己是个 “真诚”而“有勇气”的人，捣糨糊的本事登峰造极。令人欣慰的是，有一个上海男人站出来了：朱学勤教授直面“抄袭”质疑，向母校复旦大学和任职单位上海大学递交正式申请，请求启动学术调查程序。易中天对此评价说：“我不了解朱学勤，不知道他的学术观点对不对，也不知道他抄没抄，更不会替他做什么担保。但至少，他的这一举动，表现得像条汉子。 ”——换言之，这是一位难得的“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