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奇人的中国记忆

　　他见过毛泽东周恩来，他在黎巴嫩支持真主党

　　特约撰稿  任可

　　富兰克林·兰姆是个奇人。他的头衔是贝鲁特Sabra-Shatila 难民营基金会董事，美国人关注中东和平组织负责人，正努力帮助在黎的巴勒斯坦难民获得黎巴嫩公民权。他明确支持被美国政府视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为此，据他称美国使馆还通过黎情报部门“偷”了他的护照，并责令他回国。但兰姆置之不理，于是成了黎巴嫩的“非法定居者”，每天骑着一辆中国产摩托在贝鲁特街道上穿行。

　　他曾担任泰德·肯尼迪等多位参众议员的法律顾问，也曾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谋划策，同阿拉法特多次面谈。更神奇的是他还有过一段中国故事。

　　“友谊”之旅

　　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4年下半年，那时他还在伦敦。期间，左倾的英中了解协会组织一批人从伦敦出发，先到基辅、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再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坐火车，抵达北京。

　　那是一次完全的“友谊”之旅。中西关系刚刚解冻，曾长期支持与共产党接触的英中了解协会自然就最早得到了回报。兰姆一行去了小学、医院、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公社。每个小学生都穿着白衬衣蓝裤子，扎着红领巾，向访问团唱着《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

　　回伦敦后，所有人都写了游记，90%的人赞扬中国，相信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然而当他在1979年再次访问上海市第一工具厂时，负责人告诉他以前工厂生产是如何糟糕，而现在生产产品更快更好。对比第一次访问时负责人的谈话，他发现两次几乎完全一样，随即明白，这些话的可信度很低。

　　兰姆回到美国后在俄勒冈州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赢得选举，随后他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俄勒冈州的代表。那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双方组织了很多学术考察团互访。而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党际交往成为最便利的交流方式。由于兰姆曾研究中国法制，而且在国会和民主党内人脉关系很广，因此总是能混进每一次的民主党中国访问团。

　　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出版的1976年某期《China Quarterly》上看到，兰姆发表了1974年11月17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同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教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吴法官两个半小时访谈的记录。问题还挺尖锐，第一个便是“在多大程度上司法机关能独立于公安和国家公诉机关”。

　　兰姆忘记了是哪次来中国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次也是一个民主党代表团。他回忆，跟周恩来会见是在故宫旁边的一个大院里，会见总共就20多分钟。尽管如此，兰姆仍然印象深刻，他用“so elegant”(如此优雅)来形容这位总理。周恩来穿着整洁笔挺的中山装，有点灰色，但又有点蓝色，每颗扣子都扣着。见到毛泽东是在一个会客厅，但兰姆不记得是在哪里。他说毛泽东穿着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有点疲倦，而且听力很不好，一个女翻译需要对着他耳朵说话才听得到。跟周相比，毛泽东有点不修边幅，至少领口的那颗扣子是解开的。

　　最神奇的中国之行

　　兰姆认为最传奇的一次中国之行，是在70年代后期。为了体现民主党的“中立”，兰姆的代表团先访问了当时仍然跟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台湾“中华民国”。在台北，他见到了蒋经国和蒋纬国。他说，蒋经国非常严肃，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很坚定有力。而蒋纬国虽然穿着一身军人制服，却举止比较随便，且时常谈起女人和娱乐，是那种典型的公子哥。

　　这次台湾之行，两位年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兰姆回忆说，有个年轻人的名字叫Soong，英语流利，非常聪明，而且很有政治抱负，几乎每顿他们都在一起吃。他忘记了Soong的中文名，只知道他的英文名是James。

　　我告诉他，这个James Soong(宋楚瑜)后来成为台湾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兰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此人日后必定会脱颖而出。

　　兰姆通过网上的照片认出，另一位叫Chan的年轻人是连战。兰姆形容他口才极佳，非常有说服力，思维敏捷。兰姆说连战当时曾向民主党代表团成员抱怨，如今国民党仍由一些老是想着“反攻大陆”、思想陈腐的老人掌权，不重用他们这些新生力量。

　　此行结束后，兰姆深有感触。他惊诧于台湾当局官员的人才济济。很多官员都像宋楚瑜那样，英语流利，知识面广，才华横溢，举止谈吐不凡，还有着哈佛、耶鲁、伯克利等西方精英教育背景。而在中国大陆，他看到了无数勤劳而淳朴的工厂工人和人民公社社员，城市和乡村里众多的人口。他感慨，如果有朝一日台湾的智慧和大陆的劳动力能结合起来，那中国会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啊！

　　我问他是否见过一些很出色、很有政治抱负的共产党年轻官员，但兰姆想不起来了，因为当时他在大陆接触的人，不论是谈吐和穿着，都太像了。

　　意识形态的力量

　　由于时间久远，而身边又没有当时记录的详细资料，兰姆向我讲述的中国印象，只是一些不连续的片段。他记得有一次，大概是70年代中后期他访问武汉，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中方安排了一个神奇的参观项目。他们隔着玻璃看到一个大约30多岁的女病人正在做手术。病人躺在病床上，意识清醒，说明没用麻醉剂。病人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头部扎着几根银针。一块布帘将她的头颈和胸腹部隔开，医生肚子里取出一个橄榄球般大小的肿瘤。在场的所有外国人都对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中国针灸的神奇感到震惊。

　　兰姆越混越熟，后来甚至混进了上海的华德路监狱(就是著名的提篮桥监狱)。组织考察的中国官员告诉他，他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监狱的西方人。曾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兰姆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新中国如何在思想和行为上改造那些“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儒生”。

　　监狱非常整洁，管理得井井有条。那里的囚犯都留着短发，虽然表情呆滞、行为呆板，但衣着整洁。囚犯们都要生产手表，在非生产期间学习一些再教育课程，还有红宝书。

　　一些囚犯说，他们接受的再教育是要改变他们的“封建行为和思想，让他们为人民服务”。监狱管理人员告诉兰姆，严厉的体罚和拷打是被禁止的，他们的目的是“再教育”。兰姆说他曾看到过比提篮桥监狱糟糕很多的美国和英国监狱。

　　自由行动

　　兰姆最后几次中国之旅，他花更多的时间自由行动。在北京、上海和南京，他怀揣一张写有宾馆地址的纸片，骑着从宾馆保安手里借来的自行车在胡同里弄穿行。他看到一大早人们提着夜壶出来倒进下水道，也看到一个大约14岁的小孩由于偷东西而被大人追着打，还拿烟头烫小孩，而白衣蓝裤的公安在旁边袖手旁观。他想照相，但被严厉制止。他看到人们都随地吐痰，在电影院里抽烟。在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惊奇地发现口红出现在了柜台里，而南京路上巨大的箭牌口香糖广告牌，象征着西方商品和生活方式大举进入中国大陆。

　　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到底是在1988年还是1989年他已记不清楚了。那时他已明显地感觉到，人们不像70年代那样呆板。在北京的公园和上海的外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与他们交流，学生们会主动找他们说话练习英语。他也发现人们的话语不再像70年代那样刻板和一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和情感。

　　1989年后，兰姆远离了中国。他很遗憾没有继续写他的中国故事。他甚至回想，如果当时他与在美国交往的那个来自南京的中国女朋友结婚，他可能会继续与中国接触。他当时甚至收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颁发的教授聘书。但中东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而自己在华盛顿也有律所和房地产生意需要打理，遂作罢。

　　兰姆的中国记忆暂停了。他问我，中国人还像以前那样倒夜壶、随地吐痰和在电影院里抽烟吗？我笑笑说，你认识的那个中国已一去不复返，你应该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