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慈善捐款额达到2000亿元后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除仇富情结。（7月16日《成都商报》）

　　仇富其实是个词不达意的命题，甚至给穷人横加上一些不甚美好的标签。经济学家告诫我们说，仇富的市场经济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譬如“仇富者难富”。这些年，中国人仿佛集体小心眼起来，弄得专家学者忙不迭地给仇富的人看病。这不，王院长认为，两千亿一疗程基本包治“仇富病”。王院长的设想很美好，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手段，能最大限度弥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不公与失衡。

　　这样的设想显然过于天真，仇富过于流行，其实并不是仇恨财富本身，而是“创富不公”、“为富不仁”使然。创富不公，指获得财富的手段不那么光明，个人财富的增加与公共财富的增长不成比例，譬如倒卖地产、疯采资源等；为富不仁，表现为富了之后丧失了对财富起码的敬畏，制造出各色权钱俱乐部，加重着社会人格的断裂感。

　　种种诡异之富，使公众失去了公平博弈的信心，于是怨愤郁结，仇视频生。仇富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说明这个社会底层基数大，沦落感尤为普遍，且更能一呼百应。

　　要纾解这一症结，靠慈善式的三次分配是靠不住的。前几日，咸阳政协疑似瓜分捐赠书法作品一事更让公众对捐赠、捐助类行为的制度保障心有余悸。抛开这个层面不说，“富翁带头、从者云集”的场面需要两个前提支持：一是富翁得有感召力，起码要培养一些粉丝；二是民众得有足够的财力做跟风的物质保障，如果手头本就不宽裕，千儿八百的“随份儿”恐怕就比较不靠谱。仔细掂量一下这两方面，难度似乎还真不小。

　　仇富是个“慢性病”，两千亿一疗程包治“仇富病”，虽然听起来很不错，但财富配置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尤其是富者没有慈善习惯的时候，这样的剧本，大约也只是个聊胜于无的思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