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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亿一疗程包治“仇富病”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7日09:13  生活新报

  邓海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慈善捐款额达到2000亿元后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除仇富情结。(7月16日《成都商报》)

  仇富其实是个辞不达意的命题,甚至给穷人横加上一些不甚美好的标签。经济学家告诫我们说,仇富的市场经济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譬如“仇富者难富”。总而言之,就是你要承认差距,不要动辄心里不阳光。但实际上,仇富从来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嬗变,似乎都与“仇富”沾了点边:譬如“民主”理念,古人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于是要平等要自由;即便是西方宗教文化中,也说得相当刻薄,“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遗憾的是,这些年,中国人仿佛集体性小心眼起来,弄得专家学者个个忙得一塌糊涂,忙不迭地给仇富的中国人看病。意思基本是一个:不管理由ABC还是EFG,反正仇富是不对的,得赶紧治疗。这不,王院长认为,两千亿一疗程基本包治“仇富病”。王院长的设想很美好,“只要富翁起带头作用,平民是最大的力量,假如富翁能捐500亿,甚至过千亿,平民就能过两千亿”。这样一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手段,就能最大限度弥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不公与失衡。

  然而这样的设想显然过于天真。仇富过于流行,其实并不是仇恨财富本身,而是“创富不公”、“为富不仁”使然。创富不公,是指获得财富的手段不那么光明,个人财富的增益与公共财富的增长不成比例,譬如倒卖地产、疯采资源等;为富不仁,表现为富了之后丧失了对财富起码的敬畏,甚至以财富手段创设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制造出各色权钱俱乐部,加重着社会人格的断裂感。如果从社会序列来看,仇富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离橄榄型还相去甚远,缺乏有力的中产,底层基数大,沦落感就尤为普遍且更能一呼百应。

  要纾解这一症结,靠慈善式的三次分配是靠不住的。前几日,咸阳政协疑似瓜分捐赠书法作品一事满城风雨,更让公众对捐赠、捐助类行为的制度保障心有余悸。抛开这个层面不说,“富翁带头,从者云集”的场面需要两个前提支持:一是富翁作秀得有感召力,起码平日里要假装读读道德情操论,培养一些粉丝;二是民众得有足够的财力做跟风的物质保障,如果手头本就不宽裕,千儿八百的“随份儿”恐怕就比较不靠谱。仔细掂量一下这两方面,难度似乎还真不小。

  仇富是个“慢性病”,江湖郎中各有各的“大力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会觉得此病是“被生病”,更不愿从触及根本的初次分配上认真配些药方。两千亿一疗程包治“仇富病”,虽然听起来很不错,但财富配置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尤其是富者没有慈善习惯的时候,这样的剧本,也只是个聊胜于无的思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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