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华自己做过一个简易口罩，幸免患病，而他的工友们就不这么幸运了

　　“我叫左宗朋，1997年经赵光银介绍，去到山西省繁仕县沙河镇义兴寨大队井采金矿……我干的是炮工，打的是干钻，工作环境四处是灰尘……2006年农历7月开始出现咳嗽，多方治疗无效。2008年3月在宜宾被诊断为矽肺病，春节时连呼吸都无法正常进行，只能借助制氧机呼吸，很是痛苦……”这是盐津县滩头乡农民工左宗朋患上矽肺病后，忍着病痛写下的一份材料，他打算到政府上访维权。

　　但是，今年正月初五，云南省疾控中心对他下达矽肺病Ⅲ期的确诊证明刚满两个月时，左宗朋还没来得及将这份材料递交给政府，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去不仅给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更让当初与他一同出门打工的几十名工友们恐惧万分。

　　打工返乡患“怪病” 24名患者已有2人去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盐津县盐井镇、滩头乡等地的许多农民工为了摆脱贫困，出门打工。但出门无路，此时，盐井镇水田村委会一个名叫赵光银的老板给村民们带来了福音，将这些村民带到了山西省繁仕县沙河镇义兴寨开采金矿，大多从事炮工工作。在家干一天活只有5元钱，在外干一天却能有数十元的收入，每月1000多元甚至几千的工资让人很是羡慕。有的人零零碎碎干了两三年时间，有的干了七八年时间。

　　自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人开始陆续返乡。这些人在村子里家境相对富裕，基本都靠着打工的钱盖起了新房，做起了生意。其中，外出打工人数最多的盐井镇水田村委会也因此被誉为“万元户村”。但自2002年开始，外出打工的不少村民的身体开始出现异样，症状都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身体出现了问题。

　　2006年4月21日，水田村的陈恒平因咳嗽、呼吸困难，到云南省冶金医院求诊，被确诊为矽肺病，经过两年多的治疗都没有好转，于2009年去世。这时，身体感觉不适的村民开始恐慌，怀疑自己也患上了矽肺病，并到盐津县政府上访，希望政府能帮助维权。盐津县卫生局带着这些农民工到一些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都患上了矽肺病。今年正月初五，滩头乡左宗朋的去世，让农民工们再也坐不住了。一时间，矽肺病的恐慌笼罩了所有曾前往山西采金打工者的家庭。

　　最近，经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40人中24人患矽肺病，Ⅰ期6人，Ⅱ期4人，Ⅲ期13人，几天前又有一例矽肺病患者被检查出。除去已经死亡的2人，盐津县还有22人被鉴定为矽肺病，如今有16人正在盐津县中医院接受治疗。而当年为赵光银代班的赵宗银说，当年跟随赵光银打工的人很多，除了盐津县，还有来自镇雄县、彝良县和四川省雷波县的。有些工友失去联系多年，即使在盐井镇，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拿不出鉴定费用，就没有鉴定。患矽肺病的人很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死亡人，陈恒平41岁、赵宗和36岁……”7月16日，盐津县中医院一间病房里，30多岁的李秀彬忍受着矽肺病带来的痛苦，努力地回忆着那些工友。在他拟出的名单中，9人已经去世，但真正拿到职业病鉴定书的，只有陈恒平和左宗朋两人。

　　在该院接受治疗的16名病人为了治病，早已花完了打工挣来的钱。这群曾经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在家庭需要他们养家时，不仅不能充当顶梁柱，还要饱受矽肺病的折磨。矽肺病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痛苦，还令他们自责。而一些患者还面临家庭危机——因为严重的病情，妻子不堪生活压力出走，这让他们更加伤感。

　　矿井里满是粉尘 没有防护措施

　　吕应责，盐井镇水田村农民。1995年9月，17岁的他跟随同乡，在赵光银的带领下，到山西省繁峙县沙河镇金矿打工。他在矿上打铲，每个月有七八百元收入。两个月后，他开始从事工资比较高的炮工。工作就是放炮打眼，每月收入翻了一倍。2003年6月回家三个月后，他偶然发现自己痰中有血，咳嗽时常常咳出血来。他去盐井镇卫生院检查。被告知“患了肺结核”。这一年，他来到浙江海宁的一家医院，吃了一年治疗肺结核的药物，但病仍没有好转，便又回到老家。

　　这时，吕应责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不仅常常咳血，还出现了呼吸困难。他又到浙江海宁求诊，医生发现他的痰中没有结核杆菌，告诉他“可能是癌症”。吕应责一听吓坏了，又到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检查，结果不是癌症。

　　迟迟没有查出病因，吕应责急了，联系了一些当年一起在金矿上打过工的老乡，他听到让他惊讶的消息：“以前一起打工的人个个身体都不好，说是肺结核。”最后吕应责经人介绍，到浙江台州找了一个70多岁的老军医。老军医诊断后告诉他：“不是癌症，可能是矽肺病。”

　　这是吕应责第一次听到“矽肺病”这个词，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怎么会出现在自己身上。去年，他去上海一家医院检查，被告知“患矽肺病，没有治愈的希望。”当他返回盐津老家时，听说盐津县卫生局组织了16人，到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查。他也到那里做检查，被确诊为矽肺病Ⅲ期。

　　赵宗银是Ⅰ期矽肺病患者。他和赵光银是本家，曾在赵光银手下带班。他们当年在矿井里放炮采掘矿石，使用空压机，采用打干眼的方法来打炮眼。所谓打干眼，就是不加水，用空压机打眼。因此工作环境粉尘极大。

　　“每次打炮眼，都是两三个人一组，用柴油机带动空压机。柴油机和空压机都安在矿井里，距工作面只有二三十米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粉尘，但只要开机三分钟后，巷道里就充满了烟尘，有柴油机排出的废烟，还有打炮眼扬起的粉尘。”吕应责说，矿井有3米多高，宽1-2米。粉尘最多的时候，一米外的人都看不清楚，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甚至连口罩都没戴过。每次在这样的环境里要工作12小时，遇到加班，则长达14-15个小时。“从矿井里出来，身上厚厚的一层灰，只能看到两个眼珠在转。有次家属来看望我，我刚下班，还没来得及洗澡，因为身上的灰太厚，他居然没认出我来。”

　　“到后来，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太差，可能会损害健康，不想干了。但金矿上秩序不好，干不干根本由不得你。谁带你出去的就得给谁干，老板要用武力，不上班都要打你。很多时候想休息都不让，只要你爬得起来，都得干。”赵宗银回忆说。

　　患病农民工全家返贫

　　7月17日上午，大雨如注。盐津县盐井镇水田村落水社12号，贾仕香一个人坐在堂屋前，堂屋侧面的木板墙壁上挂着一幅遗像，这里是陈恒平的家。他是盐津县第一个矽肺病死者，去年农历正月二十八去世。陈恒平去世时只有41岁，丢下孤儿寡母三人，妻子贾仕香，一个今年19岁的儿子，还有一个16岁的女儿。两个孩子都已外出打工。屋里陈设简单，陈恒平打工挣钱盖的那几间砖房早已破败不堪，没有做任何翻新。

　　贾仕香说，丈夫劳苦一生，几乎没照过相，他死的时候连张生活照都没有，遗像都是用身份证相片放大做的。她始终记得，丈夫病得最重的时候，“连个电闸都拉不动”。

　　贾仕香所在的山区，成年男劳动力是一个农村家庭的顶梁柱。失去丈夫，没有人为贾仕香耕田犁地，全家的水田都是她快70岁的公公耕种。她自己种了三四亩玉米。养育子女、照顾老人、生产种地……大小活计全落在了贾仕香身上。令她最愧疚的是：“两个娃儿都没有读多少书。”她说，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好，夫妻俩本来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出大山，可是，儿子还没上初中，陈恒平就病倒了，又要读书，又要治病，家中的经济入不敷出，读完初中，两个孩子被迫放弃了学业。

　　黄泽茂是这些打工者中最“富”的，1994年至1997年在山西打工期间，他挣了3万多块钱。回到老家后，他又投资开起了石棉瓦厂，赚了几十万元。前几年，他又和几个朋友花50万元买了一处房产，如今已价值200多万元。但家境殷实的他在仍在忍受病痛的折磨。2005年发病后，他先到昆明检查过，结果被当成了肺结核，医了一年没有任何效果；2006年去山西，检查出矽肺病。他先后到河北秦皇岛、成都的华西医院、上海的肺科医院等多个地方治疗过，花了七八万元。后来他开始考虑做肺移植手术，但把30万元的手术费用备齐后，医生告诉他，移植的肺一般只能用两三年，而他自己的肺还可以勉强维持，他只好放弃。

　　如今，黄泽茂的石棉瓦厂已经停办，他在县城开了一个烟店，吃老本。谈起病情，他已有些绝望。

　　盐津县政府安排免费治疗 维权方案还在研究

　　如今，工人们并不知道包工头赵光银的下落，只有一个电话。通过电话，记者联系了上了赵光银。

　　赵光银说，他10多年前去到山西金矿打工，见金矿上的收入较高，他才回到老家，于1995年至1997年先后带了一些村民去山西。他在矿山也仅是班长之类的职务，只负责管理带来的工人。上世纪90年代，繁峙县政府对金矿管理不严，很多人前去开矿。时间一长矿老板越来越多，他带去的工人觉得工资上与其他矿有差异，都往工资高的地方跑，人员流动性很大。

　　“当时灰尘确实大，但工人经常换，现在根本无法确认工人在哪个矿得的病。”赵光银说，当时监管不严，基本都是非法开采，用工自然也就不规范。劳动合同、工牌、工资名册全都没有，发工资都是领现金。2002年繁峙县发生矿难，当地政府将这些非法金矿炸毁后，农民工全部被遣散回家。“他们离开金矿后，还有到其他矿山去打工的，在哪得的病，没人能说清。”

　　盐津县卫生局局长汪正彬介绍，2009年9月2日，黄泽茂等人因患矽肺病到盐津县政府上访，引起盐津县的重视，副县长陈国均安排盐津县总工会、社保局、卫生局负责了解情况，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还请昭通市疾控中心对16人进行体检。去年10月28日，盐津县送他们到永善县做了检查， 后来又送了一批人去永善县中医院检查。左宗朋当时已经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盐津县专门为他包了一辆急救车，送到永善县中医院初检，所有费用都是由卫生局垫付。2009年11月2日，卫生局带了27人去云南省疾控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27人中16人患有矽肺病，Ⅰ期、Ⅱ期、Ⅲ期分别为5人、2人，9人。后来又有7人被检查出患有矽肺病，加上先前已经去世的陈恒平，盐津县一共24人患有矽肺病。

　　汪局长说，有些患者家庭很困难，根本无钱看病。靠新农合制度解决这些矽肺病患者的大部分治疗费用后，盐井镇、滩头乡卫生院还为他们垫付了1万多元的医药费用。后来通过民政救助，这笔欠款才补上。现在政府免费安排他们治疗。“但是在目前的医疗技术下，都是有药抑制，无药医治。”

　　盐津县司法局副局长谢永胜表示，去年12月15日，农民工因患矽肺病集体上访后第二天，盐津县政府便成立了由司法局牵头的维权事件处置领导小组。12月18日，司法局组织了盐津县的一些律师研究维权方案。

　　“维权可以操作，但难度很大，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农民工与山西开矿企业的劳动关系。此外，由于农民工打工的时间距今10多年了，云南与山西距离又远，加之县级行政单位与对方省级行政单位的协调难度大，都是维权难的重要因素。虽然他们都能证明患了矽肺病，但没有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很难维权。”谢副局长还说，农民工所说的山西金矿，在当时是一个无证开采的矿，曾被炸封过。赵光银只是一个包工头，并不是该金矿的法人。而该矿所属的企业或法人至今无法确认。“如果省政府能出面与山西方面协调，维权工作或许就能加快。”

　　盐津县县委书记李疆、副县长陈国均曾专门指示，一定要做好患矽肺病农民工的救助工作，由县人事劳动局牵头进行维权，司法局拿出相关方案。对于如何进行维权，陈国均称，具体方案还在研究当中。

　　记者 刘先兵 杨旭/文 曲鸣飞/摄(都市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