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部副部长艾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希望通过专题会议让国外代表对中国有一个更具体、更感性的认识。

　　而日本民主党国际部副部长、众议员高山智司眼里，“中国人变得更有钱了，而且更聪明了”。

　　“书报村里读、信息村里寻、问题村里解”，讲解员讲一句就要停顿一下，好让口译来得及用英语解释一遍——负责讲解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最基层的干部，听者则是来自亚洲肤色各异的政党代表。

　　7月1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进入第二日参观行程，这天的头一站，就是到云南省红河蚂蚁村村委会实地考察。

　　这次在昆明召开的“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是亚洲政党国际会议(ICAPP)第二次就某个问题举行专题会议。来自30个国家57个政党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专题会议，既有来自日本、韩国、印度的，也有来自越南、尼泊尔、缅甸的。

　　“其他国家的政党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关注的最主要问题是，上哪儿弄钱来维持自己党的运转。所以第一次专题会议是在首尔开了一个‘关于政党的经费怎么解决’的会议。”负责此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艾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后来有人提议让中国举办一次扶贫的专题会议，中国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艾平说，“我们希望通过专题会议让国外代表对中国有一个更具体、更感性的认识。”

　　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党抑或反对党，当亚洲各国的政党齐聚一堂时，碰撞和表现出的，不只是就扶贫谈扶贫。各国执政模式、党派发展等问题，在会场内外也一并展开，而中国和中共，则成为讨论的焦点。

　　感受中共基层“党员教育基地”

　　在蚂蚁村，当地人带领各国政党代表往这个村重点建设的“农民服务站”实地考察。沿着楼梯向上走，头顶上的几个大红字很醒目——“不会抓党建的书记，不是好的总支书记”。

　　农民服务站就是村委会常设的一间公务办公室。村里派的干部讲解员说话很响亮，他望着最前排的柬埔寨副首相索安夫妇说，每个星期二，县上抽调的工作人员都会准时到农民服务站集合，从而真正做到让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切实做好为人民服务。

　　而在楚雄州南华县岔河村时，代表团重点考察了“党员干部感受教育基地”。

　　在基地里，多数头一次涉足中国乡村的各国政党要员，除去感受“中共基层的工作经验”外，主要考察了乡村卫生室的建设。来自韩国的创造韩国党国会议员李容瞡对卫生室的陈设——治疗床、宣传栏——并不特别留意，他倒是问村里的人：“乡村里的医生从哪里找呢？”

　　巴基斯坦穆盟(谢)秘书长伊克巴尔·扎法尔·杰哈格拉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赞扬，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相信我，中国取得的成绩非常不可思议，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绝对是个范例。”

　　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到云南的越南共产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王乘风认为中国与越南状况很相似。“越南的扶贫也是由共产党做指导，但是具体由政府进行操作”。在他看来，越南也有很多好的经验供中国学习。当被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具体哪些领域时，王乘风哈哈一笑说：“最好的办法是邀请你们到越南来访问了”。

　　在这群谈笑风生的外国人里，还有来自朝鲜劳动党的三个代表。作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国际部中国课课长金英哲认为，头两天参观基层党组织就在于让代表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水平”。在他看来，中国扶贫的成就主要得益于，“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金英哲说，自己每天通过《人民日报》了解中共的情况，包括基层组织的情况。“报道的内容和到云南昆明来观察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对于大多数外国代表来说，两天的扶贫实地考察中，印象最深的是在红河州弥勒县可邑村，喝酒、跳舞、学跳“阿细跳月”舞蹈，体会最原始的少数民族风情。

　　各国政党宣传“大卖场”

　　经过两天的实地考察后，17日，大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开幕式并做了主旨讲话。

　　中国显示了其国际化的一面——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司长张磊发言时，出了点“小意外”，当时同声传译设备出现了小问题，一些台下的代表大叫：耳机里没有英语翻译。张磊见状立刻改用英语发言，会议进程丝毫未受影响。

　　事实上，在中国召开的扶贫专题会议，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推广扶贫经验的机会，更是亚洲各国不同政党宣传自己的“大卖场”。

　　毫无疑问的是，本次会议，也是中共党际交往的重要部分，“西方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带有偏见，比如说中国不民主，所以中国富强了要干什么都没谱。国外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资本主义国家’，这还是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艾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正产生与西方传统不一样的民主制度。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注意到，中共在中国整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党际交往，也变得很重要。”

　　不仅仅是让外国了解中共，亦有外国代表认为，这也是中共听取他国声音的重要聚会。

　　“中共可以从土耳其等亚洲其他国家政党得到启发，通过对话他们会听到来自亚洲不同的声音。”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大国民议会议员加西特马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也会对中国人民产生影响。”

　　更多的政党试图借助这个平台“做广告”，俄罗斯共产党就把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久加诺夫5月份的报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俄罗斯的复兴之路”，印成小的宣传册在会场上散发。而在野的印度人民党更是有备而来，有专门针对此次扶贫主题印制宣传册“人民党与扶贫”，更派出印度人民党全国书记牟拉利达尔·拉奥宣传本党理念。

　　代表朝鲜劳动党前来参会的金英哲，对这次发言机会也极为珍视。在前一天晚上，众代表纷纷外出游玩时，金英哲在宾馆的房间里召集同来的另两个同事，对发言稿做最后的商定。

　　和众多其他代表一样，金英哲开会时也换上了一套深色西装，领口处别了一枚金日成主席像章，脚上一双灰色网眼凉鞋。他的另外两个同事，负责中文和英文的同声传译。

　　金英哲在发言中提到，优先发展冶金、电力、煤炭、铁道运输和重工业，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关键性环节。“我们党下大力量在这些部门掀起生产大高潮。今天大高潮的成果惠及人民，使我国人民尽情享受生活，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决心。”

　　金英哲说：“通过现实，我国人民进一步感受到我们朝鲜劳动党的‘先军政治’是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可靠地保卫祖国和人民的自主权、人民幸福生活的战无不胜的宝剑。”

　　发言落定，金英哲与另两位同事在会场外碰面，当眼光交汇到本报记者时，金英哲的第一句话问：“中文翻译得还行吧？”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在扶贫专题会召开的同时，每位外方代表都收到主办方中联部发放的问卷调查，其中不光涉及此次扶贫的主题，还包括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建议。

　　比如，问题有：“中共明年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你认为过去中共的变化是什么？”

　　针对这一问题，日本民主党一位代表写道，中共变得越来越开放；印度人民党的代表则觉得，“变化在于中共正领导中国在全球发挥作用”。

　　问卷还问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缺点有哪些，一位日本代表写道：两者同时存在。至于“最难忘基层党组织的何种印象”一题，有人写道“他们工作努力”，也有人写“他们是忠诚的一群人”。

　　此外，问卷还调查是否愿意接收最新的中共发展信息，并让代表畅想“未来中国共产党会是什么样子”。在问卷的最末端，还让代表提出对中国以及中共最直接的建议和意见。

　　在“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中国共产党”一题上，多数代表选择了报纸、电视等媒体选项。而在了解中共情况方面，朝鲜代表金英哲领导的中国课显然独占鳌头。

　　每天早上，金英哲和他的同事们都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当天的《人民日报》也会在不久后送到。除此之外，《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环球时报》等报纸，会在相隔几天后送达由大概10个人组成的劳动党国际部中国课。

　　从1岁就开始学中文的金英哲，调到中国课已有31年。年满60岁的他，依旧保持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习惯，对于中国共产党他更是相当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与本报记者熟识后，金英哲喜欢问记者问题，然后自己回答。“第一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是邓小平理论，第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四是科学发展观。”金英哲接着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他说。

　　不过，在日本民主党国际部副部长、众议员高山智司眼里，他更喜欢感性地看待中国，“中国人变得更有钱了，而且更聪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扶贫上的高效率，的确为多数代表瞩目，在与其各自国家对比时，他们往往能从中得到不同启发。

　　来自韩国的郑义溶，是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联合主席兼秘书长。他觉得，中共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政党在扶贫这样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发挥了中心作用”。

　　巴基斯坦穆盟(谢)秘书长伊克巴尔·扎法尔·杰哈格拉曾到访过北京，除了赞扬中国的扶贫制度，他还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成为别国学习的样本”。

　　澳大利亚自由党前主席麦克迪文将中国扶贫成就，归结于“中国的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强大”。当被问及“中国能否成为别国的范例”时，她认为“这当然在中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是并不适用于我的国家”。

　　而巴林代表阿卜杜·拉赫曼则建议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与民众无障碍的对话，“深入那些贫困地区，听听他们到底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