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不仅在于他们卓越的专业成就，更在于他们崇高的爱国情怀。钱伟长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曾经有过数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当他以高分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因为国家的内忧外患而转学物理；第二次，当他有机会出国从事研究工作时，因为不愿“效忠”外国而毅然放弃；第三次，当他制订自己的专业计划时，放弃专长而转入国家急需的自动化等全新领域……对于这些转变，钱伟长自己一语道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新华时评

　　今年7月，钱伟长在上海大学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专访，该节目昨日在央视播出，以下为部分专访内容。

　　记者：其实我采访您之前，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我对您有种感觉，您好像没有自我。

　　钱伟长：我不考虑自己，到现在也不考虑。我现在不拿工资，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

　　记者：我也听说您在上海连您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钱：我住在学校。

　　记者：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您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我是搞国家需要，国家需要我干，我是这样的人。

　　“三钱”如何提出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一理念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因此也才有了周恩来把他和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的赞誉。

　　记者：“三钱”是怎么提出来的，您记得吗？

　　钱伟长：那是1956年的事，当时搞科学规划，周总理有指示，要走群众路线，于是找很多教师来问，应该怎么规划。当时我是清华的教务长，当然不能不去。我的计划中只有5项是关于学科的，一个是原子能，一个是导弹、航天，一个是自动化，还有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提出来后，老先生们都不同意，说我的数学、物理哪儿去了？

　　记者：就是说没有学科的计划？

　　钱伟长：我也没学科，我自己也不提。

　　记者：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发展？

　　钱伟长：对，这样一来，就跟他们吵啊，有400多人呢，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他们都刚回来，一个是钱三强，他是搞原子弹的，他本身就需要这个东西，一个是钱学森，他是搞航天的。他们两人帮我们谈判，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中文历史满分就读清华

　　1912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但是他却有个十分著名的四叔，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在钱伟长十六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钱伟长受其耳濡目染，在十八岁那年的高考中，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您怎么答的吗？

　　钱伟长：语文题目叫《梦游清华园记》，就是要你想象清华是怎么样的。我写了一篇赋，450个字，45分钟。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100分。

　　记者：然后被钱穆先生看到了？

　　钱伟长：看见了，批评我了，他说你年青，不要那么厉害。他批评我写得太骄傲。

　　后来考历史我也满分。其他四门课，数、理、化、英文，我考了25分。

　　记者：一共？

　　钱伟长：对，很低，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根本没有学过，所以没分。

　　“九一八”后弃文从理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钱伟长：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有老同学告诉我，你进物理系吧。但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怎么也不肯。

　　记者：当时您物理只考了5分？

　　钱伟长：我说我坚决要学物理。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软磨硬泡。于是我就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因为他8点钟去上课，我6点三刻就到了。后来他没办法了，说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在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的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怎么办？

　　钱伟长：这些都没考虑，反正是要学这个，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

　　记者：上学后物理学得怎么样？

　　钱伟长：物理上了七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连续七周都不及格。我当时也有点害怕，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拼命，拼命学。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9年放弃出国机会

　　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留学生，但是留学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的留学计划也被迫中止，但是3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时，他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

　　1992年率先推行学分制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人才培养成为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已经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教育部规定的，超过60岁不允许再当校长。

　　记者：当时您已经72岁？

　　钱伟长：汪道涵，那时是上海市长，他告诉我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下面还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身教职，终身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当时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让您到这个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的上海工业大学。心里头能接受吗？

　　钱伟长：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可以从头开始。我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第一个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第二堵墙是教师跟学校不接触，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第三个是科研要跟教学结合。还有就是学科之间要有关系。允许三四年级学生选别的系的必修课。一二年级不分系、不分专业。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