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钱老先生是科学家，但是上海大学的师生更愿意说钱老先生是教育家。

　　■ 71岁高龄的钱伟长主动要求担任上海一个“四等校”的校长，邓小平的“终身委任状”让他毅然“第二次创业”，在真正找到“海阔天空”的感觉后，他曾发出“桑榆匪晚，奔驰不息”的感慨。

　　■ 从上任到去世，“终身校长”钱伟长无可争议地成功了，他也最喜欢别人叫他“钱校长”。

　　1 高龄受命 为国效力

　　1983年，摆在钱伟长面前的共有3条路——清华大学副校长、上海交大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之后，他毅然选择了上海工业大学，一个名副其实的“四等校”。这一年，他已经71岁高龄。

　　按照常理，“人到七十古来稀”，到了这个年纪，坐个名校副校长的位子，做做学问，练练身体，逗逗孙子，实在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但是，钱伟长偏偏选择了当校长，而且一当就是终身制，当时邓小平在调令上批示：“此人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对于这个批示，钱伟长的“师侄”戴世强告诉记者：“这个批示有两种含义。当时，教育部规定60岁以上不能担任校长，所以第一种解释是，钱伟长可以破格担任校长，而另一种解释是，钱伟长当校长不受年龄限制，想干到多久就能干到多久。”精明的钱老先生自然选择了后者，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官迷”，而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教育理想，“他太需要这个正校长了，而且是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他的文理合一的理想才能实现，他的务实理想才能实现。”戴世强激动地说。

　　2 推陈出新 思路超前

　　走马上任，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烂摊子”，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是个“四等校”，师资水平连三流都够不上，这样一个学校却由“中国力学之父”当校长，钱老先生无疑成了上海工业大学最大的无形资产。然而，请人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

　　钱老先生的教育理想是文理合一，所以他在请人时也瞄准了一些在学校里并不得志的老师，“让他们这些有思想的老师来充实队伍，钱老先生的教育思路确实非常超前。”戴世强回忆说，另外，钱老先生还为了一些大龄教授专门打过架。

　　大龄校长自然不介意大龄教授，程昌钧就是钱老先生请来的能人。当时，她在兰州大学任职，已经58岁了，按照常理是不能调动的，但是钱老先生硬是和上级部门打了一架，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把程昌钧调了过来。“先生说，我这个年龄正是放开干的时候，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程昌钧回忆说，当时上海工业大学的力学所刚刚成立，“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到上海来，当时，我在兰州大学担任先生的一位弟子的助手，所以非常仰慕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于是向先生表示‘愿意去上海’，同时也向先生提出，我的年龄比较大，调令恐怕会有些难题。没想到，先生非常生气地说：‘这个年龄正是出成绩的时候，教授就应该带学生。’”

　　现在，程昌钧教授已经73岁了，是上海大学力学所最年长的教授，当记者问她有没有考虑休息时，程昌钧很不屑地说：“像我这个年纪，先生还在当校长呢，我怎么能休息呢？”

　　3 拆除藩篱 文理合一  

　　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真是不好当，由于钱老先生的成绩非常突出，上海大学孕育而出。“当时是大规模地并校，大专、夜大，还有一个中专，本来就有些先天不足的上海大学，这下变得底子更薄了。”戴世强教授回忆说，先生对上海大学充满了希望，正因为它的底子差所以才是一张白纸，先生对焦急的还是新校区的问题，当时先生利用自己的声望，四下联系新校区的问题。

　　“1997年6月4日，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亲自来到学校，和钱老先生私下聊了很长时间，当天就把新校区的事情定了下来。”曾任校办主任的曾文彪回忆说，“那一天，先生实在太高兴了。当晚，就在住所里画出了新校区的图纸，转天就开了校长、书记大会，要求按照图纸立即规划，随后还写了11张纸的解释，说明自己的设计思路。”

　　新校区倾注了先生太多的心血，同时先生也是一位很有情趣的人，校内的泮池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我姓钱，但是我没有钱。”钱老先生经常自嘲自己没有钱，但是对泮池却非常舍得花钱，亲自买来天鹅、鸳鸯放到里面，“他喜欢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他家原来养着一对鸳鸯，后来听说是保护动物，于是把鸳鸯也放进池子里了。”戴世强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新校区的树木都是一棵桃树一棵柳树穿插着栽种的，代表了钱老先生希望文理合一的心愿。而新校区的走廊也是钱老先生特别设计的，“有一次，其他学校来新校区参观，我正好不在，于是便由其他的老师讲解，那个老师对着走廊说：‘这个走廊多漂亮，多壮观。’没想到这句话后来被钱老先生听到了，很少发脾气的他立即找到我，上来就很大声地批评道：‘谁让你们这么说的！这个走廊连接着文理不同学科，我是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根本就不是什么漂亮壮观，以后你们也要这么讲！’”曾文彪告诉记者，在新校区里，有很多设计都是出自钱老先生之手，就是希望文理合一。

　　4 得意弟子 工人硕士

　　在钱老先生众多的徒子徒孙中，工人出身的周文波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因为他完全继承了钱老先生的教育理想——务实。直到今天，身为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副总裁的他依然记得初次见到钱老先生的前前后后。

　　“钱老先生的弟子全部来自名牌大学，只有我是个例外。”周文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1981年，我高考落榜，当了两年工人，后来上了职工大学，直到1990年，我还只是一个工地上的技术员。”

　　1990年9月，周文波接到公司通知，要他到乐乎楼和钱老先生见面，当时一共有3个人，一个人是中科大的，一个人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另一个就是周文波。“那两位都是力学专业的高材生，而我是学土木专业的，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周文波回忆说，“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前面两位师兄高谈阔论，先生非常满意。我只好说说我的工作——地铁。”

　　“当时我都羞愧死了，没想到先生竟然毫不在意，还说‘做工人很好啊，在一线干过才知道怎么应用科学。’然后他还指着眼前的师兄说：‘不要迷信名牌大学，我原来也做过工人。’”周文波笑着说，“当时，地铁的专业人才很缺乏，我就设计了一个电脑专家系统，先生非常满意。先生说，这就是他希望的实用科学。”

　　2002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先生问我修地铁的盾构机情况，我提到还需进口，当时先生非常生气地说‘中国人应该有能力生产盾构！’之后，他马上给中央写信，要求自主研发盾构机，并且预言盾构机的市场将非常广阔。”中央马上答应了先生的要求。2004年，第一台国产盾构机成功下线，“目前，上海已经生产了50多台盾构机，今年还卖到了新加坡，只可惜先生并没有看到第一台盾构机的实物。”周文波无限惋惜地说。

　　5 左右互博 乐在其中

　　从2005年开始，钱老先生真的开始休息了。但是闲不住的他还是喜欢到处走走，喜欢到校园里面转转，和老师聊聊天，和学生谈谈心，身体不好也不喜欢住院，理由总是：“这个医院不民主，治疗方案不让我知道。”如果身体好一些的话，他还要到新校区看看，看看天鹅和鸳鸯长得怎么样了。

　　两年前，钱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乐乎楼里度过，偶尔用轮椅把他推出来晒晒太阳，他如果看不到有学生还要问问，“人都到哪里去了？”钱老先生喜欢摆围棋，通常是左右手互相博弈，有时即便是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还能自己跟自己杀上一盘，落子的速度仍然非常快。

　　两个月前，钱老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乐乎楼的服务员看不到他了，上海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看不到他了，老人的病情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大家都担心不幸将要发生。

　　7月30日，钱老先生不幸去世，留下的除了惋惜还是惋惜。 文/摄 新报记者 王搏 上海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