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深圳8月24日消息(记者王磊 李强)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7时26分报道，8月22日，星期天。下午2时左右，正是深圳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但在深圳博物馆前厅，以及楼上正对前厅、一共三层的长长的楼道内却济济一堂，甚至能够看到前厅的三部观景电梯都挤满了观众，悬停在楼层中间。下午2时30分，大型展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准时开幕，这一天，是邓小平诞辰106周年，而距离深圳经济特区30岁生日，也仅剩下3天。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高调宣传的展览，自发赶来的观众几乎全都是深圳市的普通市民。他们在用一种朴素的方式表达着一座城市对一位伟人的感怀。虽然在深圳市政府门前，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小平面带微笑的巨幅画像默默注视着这座城市；虽然在小平的的诞辰和忌辰，他们总会扶老携幼来到莲花山顶为小平的铜像献上一束鲜花——30年来的每一天，邓小平似乎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

　　其实，邓小平的一生当中，只到过深圳两次，所有时间加起来也只有八天。但是这八天却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更扭转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这八天都发生了什么？在人们熟知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哪些未曾公开的细节？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深圳的土地。在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深圳市委常委的乔胜利看来，当时四岁的特区等待这次视差已经很长时间了。

　　乔胜利：当时全中国对深圳特区还没有定论，有肯定的，有否定的，也有观望的，所有态度都不明确的时候，中央领导的意见尤为重要。

　　不过，在多年后的总结当中，这次视差被概括为邓小平“只看不说”。乔胜利告诉记者，甚至那句被很多人认为是得到邓公首肯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小平都没有明确表态。

　　乔胜利：袁庚同志曾经向邓小平提出：“小平同志，我们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引起全中国的关注和讨论，你认为这个提法对不对？”当时小平同志都没有回答。对特区没有太多的肯定，或者是否定，都没有。

　　8月22日，观众在参观展览。当日，为缅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经济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大型展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深圳博物馆开幕。8月22日是小平同志诞辰106周年纪念日，再过3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日子。

　　邓小平在深圳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却在随后的珠海考察中，为珠海题字：“珠海经济特区好”。忐忑的深圳方面为此一路追到广州，终于要来了那幅日后著名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不过，在乔胜利看来，题词虽然是临时要来的，但结论是小平早就想好的。

　　乔胜利：当时深圳写了一大堆条子，20多条。看用那一条合适，就用它来题词。(邓小平)他看也不看，把那堆条子一拨拉，最后就用自己脑子里想好的。

　　当年，正是这幅字终于为特区发展定调，并最终促成了深圳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再一次来到深圳，已经是八年之后的1992年。这时候，他早已经辞去自己的所有职务。一路随行的小女儿邓榕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休假，却没有想到邓小平会突然发言。

　　邓榕：当时是在深圳的国贸顶上，我们不知道他要讲话，连做笔记的记录都没有。他开始讲话，我一下子急了。就赶紧找周围的服务员。我说你们有什么纸没有。他们说没有。结果就纸巾，方的，就叠成四个，我在那上面做的记录。也没有录音机，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准备，因为他从来不讲话。他出来参观、视察，从来不随时随地发表讲话。这次讲话特别多。后来发现他很愿意讲。

　　不过，邓榕事后想来，邓小平对这次南巡的重视原本有迹可循。因为在南下之前，多年穿着中山装的邓小平突然要求家人为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要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相匹配。

　　邓榕：这我到香港临时去买的，袖子长了，后来市委市政府找人给改了一下，袖子给改了。他说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衣服，他说，老穿中山装。

　　从“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从“坚持两手抓”到“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在深圳五天的时间里，邓小平一改八年前的只看不说，而是一路走一路说。老人的讲话甚至让跟随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也激动不已。

　　邓林：一路走过来就一路说，说得我们都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尤其在船上是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说了一个钟头。我们都能看出，我父亲也很兴奋。说歇一会，歇一会，歇两分钟，他又开始说。我觉得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把自己这么多年的政治上的经验、想法、愿望总结出来，告诉大家。

　　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当时跟随采访，邓小平的突然发言却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1992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以皇埔平名义发表的四篇为改革鼓与呼的评论，引起了全中国一次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交锋。处于敏感地带的深圳特区何去何从，成为整个中国是否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风向标。此时，邓小平的到来必有深意。但是，当时陈锡添得到的指令却是没有报道任务。

　　陈锡添：说小平这次来是“三不”，就是“不报道，不题词，不接见”。不知道是谁说，没有说是小平说的还是谁说的，反正是上头指示。但不知道上头是哪。

　　因为这样的要求，陈锡添那篇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著名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直到邓小平离开深圳后两个多月的3月26号才得以面世。

　　陈锡添：到三月份，我就发现南方日报有个报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他是返过头去写。我心里就想，你一千多字能出来，我出一万多字不也一样？我就动手写，两三天就写出来。写出来就送审。深圳市的宣传部长就定了，一个副省级的宣传部长敢拍板让稿子出来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但是有一条要求，不要写成神，要写成人。

　　很快，整个世界都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分量。

　　陈锡添：日本共同社、台湾的报纸……我发表的时候是两会期间，参加两会的记者立刻南飞，飞到深圳来采访我，他说是他们报社指定的来采访我。哪怕不能采访，见见人就可以，知道是个人写的还是集体写的。

　　不过，直到多年之后，陈锡添才知道，这篇文章的转发也并非一帆风顺。3月30日《光明日报》在中央媒体中率先转发这篇通讯，但是对是否应该转发，其他媒体应否继续转发，各方的态度并不一致。然而，半天之后，3月30日晚间，新华社全文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一切就此风平浪静。在漩涡中小小的几次左冲右突之后，历史再一次选择了正确的轨道，一座城市的传奇就此缔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