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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先生是一位对人民、对祖国、对艺术无限热爱而又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像是一团火，在生命的征途上，燃烧自己、照耀他人。在作者长达35年的曹禺研究过程中，曾与老先生有过长期交往，在研究与创作的每一个阶段，曹禺先生的热情鼓励、关怀和支持使他深深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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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我出于对曹禺作品的热爱，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女儿李如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它的内容如有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并告诉先生“结合‘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选择您的作品，准备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探讨，并想从编写较详的《年表》、《年谱》开始。……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也很希望得到帮助和指教。”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信送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自己当时不过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年轻的讲师，怎么能如此打扰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师。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先生的一封亲笔回信。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在回信中，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亲笔回复。例如

　　一、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

　　曹禺答“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二、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

　　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知道不少。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曹禺先生对年轻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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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青年曹禺著作爱好者俞健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个设想，想写一部反映曹禺一生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稿约正好和我们的愿望不谋而合。在这之前，我执笔写过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学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摄魂》这本书的一个毛坯或大纲。先生亲笔修改了此文，同意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连载十次。认可了这篇长文，使我们写书的信心大增。

　　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先生多次抱病长达数小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了我们的写作大纲。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1988年秋，我和俞健萌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时，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力，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先生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

　　1990年5月，35万字的第一部关于曹禺的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月，听说先生住院，我专程赴京看望先生。并赠送刚发行的《摄魂》一册，对他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先生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他高兴地说“祝贺这本书的问世，谢谢作家们辛勤的劳动。”他还说“有的作者写关于我的书，老是从我这儿问这问那。你们主要靠自己广泛的调查研究，这很不容易。”

　　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是一个以前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是一块尚须耕耘的处女地。这是因为，这一研究仅仅根据曹禺剧作文本进行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研究者需要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曹禺的生平、创作环境、创作时的具体心态作大量细致的、具体的观察，方可着手进行。在完成这一课题时，笔者衷心感谢的是在笔者进行多次采访时，曹禺先生不厌其烦地对笔者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坦诚的回忆和描述，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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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采访，我们的电视传记片重点要突出的是曹禺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我请先生谈谈他构思作品的一些特点。先生脱口而出“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写《雷雨》的时候，我多少天来天天神魂颠倒，食不甘味。虚伪的魔鬼让我愤怒，势利的小人让我鄙夷，纯情的女子让我喜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王昭君》是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剧本写完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想到这儿，我伏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听着先生敞开心扉的谈话，我不由得想起罗丹的名言“艺术就是感情。”又很自然地联想起他的干妹邹钧告诉我的一件事解放初期，曹禺母亲去世，他从北京赶回天津老家奔丧，一把抱住次女万昭。一会儿摸摸她的头，一会儿摸摸她的肩膀，一边摸一边含泪说道“昭昭，你怎么不常来看看奶奶。往后，你想见奶奶的面，就再也见不到了。”曹禺越说越伤心，失声痛哭起来。站在一旁的干妹邹钧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室内一片哭声。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感情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作品燃烧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的心。

　　当谈到曹禺童年生活时，曹禺神采奕奕。他详细地介绍了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为了叙述的方便，曹禺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略的万公馆平面图曹禺原名万家宝，他的家，人称万公馆——笔者注。他一边指着图，一边说“这儿是我家的大客厅，我父亲万德尊会客的地方。这儿是小客厅，后面靠里一间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在小屋旁边，他又画了两道线，“这里是一个胡同，小时候，我经常听到逃难的灾民卖孩子的叫卖声，听了让人难过极了。那时，我小，心里害怕，睡不着就老缠着保姆段妈，要她给我讲故事。段妈也是从农村来的。在漆黑的深夜里，她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的故事，又讲了她自己惨痛的家史。她的遭遇真是凄惨极了。……”讲着讲着，先生的眼圈里似含着湿润的泪。过一会儿，他说“她是我最感激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她，在我心灵里撒下了正义感的种子，同情穷人，厌恶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他的这一番话，使我顿时对先生为什么能塑造出鲁妈《雷雨》、陈奶妈《北京人》这些劳动妇女的感人形象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也为我撰写论述曹禺创作心理、曹禺剧作的感情积累这一章有了深切、形象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