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施一公与北大教授饶毅质疑国内科研基金分配体制

　　学术评审不能流于形式

　　“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近日联合撰文，质疑国内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他们认为，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来分配，而不能听任有些人拉私人关系。

　　分配问题滞缓了潜在创新

　　饶毅与施一公，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全职回到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此前他们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与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在此次发表的文章中，两位学者表示，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长，超过了国内科学家最乐观的预期。从理论上讲，这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但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问题，却滞缓了潜在的创新步伐。

　　“对诸如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对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两位学者指出，政府各部门项目，每年均有针对特定研究领域的申请指南。由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指南，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常听从官员意见，并与之合作。结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一部分官员与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而有些经费预定给谁，甚至基本都可一目了然。

　　科技立项中出现权力寻租

　　“科技管理过度行政化，科技活动过度利益化等，是目前院士群体反映最多的问题。”

　　据计划于今年下半年结题的中科院报告《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显示，近六成被调查科技工作者反映，利益因素正在阻碍团体间合作，科技立项中存在较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一些院士和专家也纷纷指出，现在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科技评价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

　　“小项目大评审、中项目少评审、大项目小评审”——一些重大战略性项目的决定和巨大资金分配，在未经全面讨论与辩论前就已“内定”，加之科技项目从决策立项、执行到监督常常“一手包揽”，近年来催生出科技领域一系列怪现象。施一公与饶毅看到，国内相当比例研究人员因花费过多精力拉关系，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不愿从事扎实的学术批评、做研究，或是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在原单位都不见了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更多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施一公坦言他某次参加一个科研项目评审，第一天下午刚接通知，翌日一早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施一公很疑惑，“这些人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手机号码又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施一公与饶毅说，“这种自上而下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不仅压抑创新，也让每个人都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他们主导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要获得重大项目，做出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其赏识的专家拉关系。

　　应以学术优劣分配科研基金

　　事实上，对于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国内大多数研究者均持嘲讽态度。但施一公与饶毅发现，绝大多数人却也同时接受这种体制，部分人认为除接受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已渗透到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当中，使其很快适应局部环境。

　　“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施一公与饶毅分析，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态度……尽管阻碍重重，但两位学者仍急切地呼吁，基于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科研基金。随时间推移，这种新文化将培育起来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本报驻京记者  王乐(本报北京9月6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