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香港采访是菲律宾劫持案报道的另一条线，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想知道那11个小时，在大巴车那个密闭的空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到了香港。

　　从业多年，这个题目不算有难度。依据惯往，灾难过后的人们都会愿意倾诉和表达。当时我们同期的另一篇稿子，就是伊春空难的那个话题，对幸存者的采访就将坠机前的过程完整的还原了出来，那么我当时也是希望我这边也可以将发生在密闭的大巴中的那11个小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在那个生死一线的瞬间发生过什么？把这些做一个还原。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设想是把重点放在香港这篇稿子上，因为所有的遇难者和受害者都来自香港。

　　实际去到香港之后却发现，那与内地的采访有很大的差别，在香港，所有的应对和秩序都非常有规则，这规则从警方一知道劫持案发生之后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包括安排包机带本地媒体前往现场，以及后面定期定时的公布最新消息。比如说死伤人数、事态进展包括后续的处理意见，他的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完全透明的状态。

　　但这种状态就造成了一个困扰，就是这些透明的信息构成的是一个粗的线条状的东西，缺少细节。

　　在我的逻辑中，只要可以接触到幸存者，就应该拿到我想的内容。然而在香港，这点却让我特别的意外，我不清楚这是不是香港人自小受到的教化使然、或者是不同的个人意识形态中对个人隐私的维护。尽管我用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找到他们的亲属、同学的等一系列很亲近的关系，但都没有拿到更多的资料。他们每个人能评述的内容都十分有限，都不会对死者或者生者进行过多的评价。就像这次旅行中最悲剧性的梁家人的朋友温婉明，同时他也是梁家两个孩子的老师，也仅仅评价说：“梁太在那样的悲痛中，依旧可以表现的相当克制，这就是这家人的教养和礼仪。”那么如果是生者的朋友，则会提当事人婉拒你的采访要求，会告诉我“他们需要安静的自我疗伤的时间。”有一个叫李滢铨的女孩子，在我看来是这次旅行团中非常好的一个采访对象，但是她只选择了香港《明报》作为了她唯一的出口，对我的采访要求婉拒了，尽管我找到了李滢铨读书的最好的朋友，也被告知：“她的情况，如果她愿意跟你讲就会跟你讲，如果她不愿意，我们是不好多说什么的。”于是就造成了一个非常让我沮丧的局面。

　　虽然这个采访的局面非常之沮丧，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状况，就像港媒除了明星的娱乐八卦不遗余力之外，对每一个普通人都给予最广阔的空间，每个人在这其中都拥有自我的权力，如果不愿意，那么就可以say no。

　　其实对比伊春空难来看，在空难中的幸存者，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幸存者出现在镜头前讲述，这可能也是两地人对自我的认同的差异化，并不是说谁对谁错，只是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