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9月12日在重庆大学演讲时称，目前该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将解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与世界近100年来的城市化、工业化相悖的问题。

　　悖论一：扩城但耕地面积不增长

　　黄奇帆认为，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的耕地面积会相对增长。但是中国却相反，过去30年来我国有几亿农民工进城，需要扩城数万平方公里，但他们的户籍却没有发生变化，在农村的土地也没有退出。

　　“(进城农民工)两头占地，在农村平均占宅基地250平方米，在城市平均占地100平方米(含基础设施等‘分摊’)，以至于守住18亿亩耕地成了千难万难的事。” 黄奇帆说，“每年国家征耕地800万亩用于城市建设，一年就是800万亩，每十年减少近一亿亩地。于是控制得很紧，地价也会逐渐拍高，房价也会跟着往上涨。”

　　据重庆市正在进行的户籍改革，转为城市户籍的农民在3年内需要退出其在农村的承包地及宅基地、林地等土地资源。其中宅基地会通过当地的农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解决了扩城过程中的土地瓶颈问题。

　　“如果你进城了，宅基地、非农业用地就会逐渐被卖掉，卖了之后，在农村的宅基地不可能有大量的居民住，就逐渐复垦为耕地。在城里增加100平方米，农村会退出200多平方米。”黄奇帆说，“一进一出，耕地会增长。”

　　悖论二：务农收入难比务工高

　　黄奇帆认为，目前国内的政策在提高农民收入时，侧重于提高非农收入。

　　但为什么搞了之后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呢？

　　黄奇帆就此抛出了一个反弹“刘易斯拐点”的观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但黄奇帆的理解却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就是一个农民能养活十个人，整个社会人群中农民人数降到10%以内的时候，农村那么广泛的耕地不是60%、40%的人群拥有，而是10%的人群拥有，这时候人均规模占地、人均规模效应，就使得务农本身就赚钱。”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将集纳农民转户后退出的承包地，用于农业产业化开发或集约开发用途。

　　黄奇帆认为，正常概念中务农本身就比务工收入高，就像美国农民比城里人收入高。城市化过程应该是农民收入逐渐提高，提高到某一个阶段就是农村里搞农业本身收入就超过城市的工作收入。

　　悖论三：“史无前例”的“农民工”

　　黄奇帆的另一个独特的观点是，从全球范围内看，“不管城市化、工业化怎么进程，社会中分农民和城市居民，我们出现三类(农民、城市居民、农民工)，这也和全世界(的状况)是相悖的。”

　　他认为：“让人家在城里工作了20年，最后还得回农村，对农民工不公平。”

　　“现在全中国城乡小学、初中都不收学费，但是对农民工小孩收择校费，一年一般要几千元，重点学校按一两万元在收，本来农民工的收入就低，这是不公平的。”

　　此外，农民工享受的国家养老保障不同。城市居民上班，单位会根据工资提供20%的养老保障，但如果是农民工，这个比例是8%或12%。

　　医疗方面，如果在同一个企业上班，按现在的制度，农民工获得的医疗保障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

　　“如果给一两亿农民工少支付几万亿元，当然你可以说企业投资环境好了，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但这是中国特色，不合理，必须改革。”黄奇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