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权力失控、财政失控的局面，单靠一时一地的处置手法效果有限，关键在于强化立法机构和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加大官员违法行政、盲目决策的成本和代价，在问责上不留情面，让地方官员不能为所欲为。

　　最近三条“穷大方”新闻，都出自贫困县。贫困县敢花钱，而且花得“义无反顾”，也算得上是一大景观。

　　其一，据新华社报道，先有“山寨世博中国馆”，后有“山寨悉尼歌剧院”——花巨资兴建的江苏省阜宁县两大“山寨”标志性建筑物，这段时间成了舆论紧揪不放的焦点。

　　其二，安徽省望江县建起规模相当于“8.5个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引起广泛关注。近日又曝出望江县政府曾兴建新的政务大楼，建成后，因个别领导嫌“风水不好”，强行卖给了望江县人民医院。经调查发现，望江县人民医院新址正是原县政府办公楼。

　　其三，8月2日，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将中国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贵州赤水、江西龙虎山和浙江江郎山联合申报的“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此次申遗所付出的10亿元中，新宁县承担了4.5亿元。

　　三条新闻理所当然引起舆论的侧目，不过，有关人士给出的回应性说法却更让人惊愕。比如说，面对质疑，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周建新认为，“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而公众批评阜宁县政府“山寨成瘾”“热衷面子工程”，阜宁县政府发言人则回应，“兴建‘中华情’和‘天鹅港湾’都有提升地方影响力的考虑，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致富”。“中央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望江县政府新闻办负责人则称网帖内容“都是假的”。

　　横竖都有道理，丝毫没有反省的意思，难道真的是质疑的公众“吃饱了撑的”？（新宁县官员语）这种振振有词的气势无非说明两点，一是花什么钱咱自己说了算，关别人啥事；二是咱花钱花错了没啥大不了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多么霸道，多么自信，多么大方，却又多么令民众忧心忡忡！这是一种“财政失控”情势下的必然结果——公共财政投入应有着缜密的计划与程序，本来还应当受到人大乃至纳税人——民众的必要监督，但是现在在这些地方却完全成为一种领导拍脑袋就一锤定音的简单事情。

　　我们的贫困县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反常底气？

　　以这些县的财政实力，根本没有资格去玩大手笔的财政游戏。在新宁县，官员最担心“如果我们这次申遗不成功，财政肯定会有很大的压力”，一点也看不出有钱花得对不对、财政能不能吃得消、老百姓会不会反对的顾虑。

　　三县的有关回应说法也不值一驳，贫困县当以发展民生为重为先，一大原则是“钱花在刀刃上”，财政部要求“十二五”期间加大社保投入言犹在耳，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问题非常清晰。难道搞山寨、盖楼馆的重要性能高过当地老百姓的温饱大计？难道搞贴金工程就等同于发展地方经济？

　　公认的事实是，当下中国的“申遗”已经成了一场烧钱的赌博游戏。其实，在诸多涉及到财政投入的事务上，一些地方政府又何尝不是大玩财政“赌博游戏”？在新宁县，1.55亿元贷款部分由县财政担保，而该县2008年财政收入才突破两亿元，这样的一锤子买卖万一搞砸了，最终伤害的还是民众。而即使赌赢了，当地民众背负的沉重债务压力就能缓解一二吗？

　　这些所谓的“追求”已经背离了民众的意愿，也违背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律。人们有理由怀疑，有关的决策过程缺乏民主性。这是因为，“财政失控”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失控，而权力的失控最有可能造成公共财政投入打水漂。

　　在一些贫困县，山高皇帝远，一些主政者往往长官意志浓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这样的权力运行规则下，往往公共预决算就没了规矩，随意突破预算、随意添加预算、根本不走预算程序的现象比比皆是，还美其名曰“贫困地区搞发展要突破常规”。更危险的是，这些大手笔花出去的钱不是用在社会发展上而多是“面子工程”。古代尚有“官不修衙”的不成文规矩，面对这样的规矩，那些住进豪华办公楼、修建山寨馆的当代官员有多少该汗颜？

　　显然，权力失控有诸多根源，但是违规决策问责不力，官员决策失误的成本太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地方乱投入，板子很少打到官员，特别是做决策的一把手的屁股上，总是当地民众买单，或以交学费蒙混过关。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常态。改变权力失控、财政失控的局面，单靠一时一地的处置手法效果有限，关键在于强化立法机构和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加大官员违法行政、盲目决策的成本和代价，在问责上不留情面，让地方官员不能为所欲为。

　　巨大投入下如果搞砸了，岂只是财政压力“很大”，必须让决策者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只有这样，“穷大方”的毛病才能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