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马汉青

　　“人口红利”，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专业术语，正成为时下媒体报道的流行语：

　　今年以来，各地纷纷大幅上调最低工资，企业出现“加薪潮”，原因是“人口红利”在消失，不涨工资找不到人干活；

　　10月起，作为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试行企业柔性延迟退休。最新数据显示，20年后中国将两名劳动人口养一名退休人员，有人提议国家也应研究延迟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减轻老龄化压力；

　　人口是如何变成“红利”的？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红利”也会消失吗？如果“人口红利”真的消失，对中国经济长远影响会有多大？

　　什么是“人口红利”？

　　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

　　2013年，或者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众多学者眼中，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

　　1997年，一些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次年开始，它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现状》中正式使用，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人口红利”并不难理解。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红利”并不明显。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也迅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

　　有研究表明，1978年，平均一名劳动力要抚养0.603个未成年人和赡养0.081个65岁以上老年人。2006年，则变为一名劳动力负担0.255个儿童和0.127个老年人。这28年间， 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1.24%的幅度降低， 而老年负担则以0.166%的幅度增加，两者相抵，总抚养负担每年以1.075%的幅度降低。这样，劳动年龄人口多，社会总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应充足、成本低，产生了明显的“人口红利”。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广东更超过13%，这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口红利”的影子。上世纪80年代末，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南下，广东等地形成了汹涌“民工潮”，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以此不断向内地扩展，助推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起飞。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然而，“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短短数年间，一向被认为中国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居然正面临短缺———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吃惊，却又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红利”正在迅速消失？

　　短短十多年间，民工潮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民工荒”，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已经迈入老龄时代，而且是“未富先老”……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似乎都在证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

　　“来了一天，只招到3个人。”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最近的一次专场招聘会上，海珠区一家首饰厂的老板龚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他的背后，挂着大大的“急招”广告：急招普工多名，出粮准、包食宿，提供夫妻房，月薪1500-2000元。这一天，有大批企业像他一样急着来招人，现场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但进场求职的只有2000多人。作为背景，广州市劳动部门发布的上半年数据更惊人：全市用工需求量同比增长63.3%，缺口高达24.7万人。

　　龚先生经营这家工厂已经15年了，从事出口首饰加工，但他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而是接大厂流出的订单。他说，10多年前根本不愁招不到工人，而且只招年轻的。近几年招工越来越难，一是到处都在抢人，二是年轻人愿意打工的越来越少。现在是四五十岁的也招，但却不仅难招，而且流动性大。“最近工资涨得很快，年初起薪还是1000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1500元，见到合适的还愿意再加几百元，但还是难招。厂里设备投下去了，两三百多工人都容得下，可现在干活的只有60多人。”

　　事实上，普工有岗位没人做，早已不只是珠三角的烦恼。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等地情况类似，甚至江西、湖南、四川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都有“缺工”的说法。这让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抢人”。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22%，部分省份涨幅超过30%。

　　对压力感受最深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广州市劳动部门调查显示，近两三年来，广州八成左右的企业存在招工难。番禺有家制衣厂设计可容纳2000人的生产线，实际平均在岗工人仅300人；增城有家刺绣厂员工不断流失，用工从高峰期的1200人降至现在的不足400人，严重制约产能；一些原来超大型的鞋厂、玩具厂，开始向内地迁移。甚至，住家保姆等服务业也开始人手短缺，不断上涨的保姆工资让市民“肉痛”不已。

　　侵蚀中国“人口红利”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人口负债”———人口的迅速老龄化。

　　9月初，一个“中国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引起广泛讨论。10月起，上海试行企业人才柔性延迟退休，同样引人瞩目。与此相关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而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发展速度非常快。

　　9月21日，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做客人民网，介绍了一组很直观的数据：1982年，我国老年人口只占5%，仅过了17年，1999年就达到10%，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1.67亿，占12.5%。到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会达到两个亿，往后每10年增加一个亿，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峰值。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达到5000美元至1万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经济基础、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都相当薄弱。

　　显然，按照人口红利中“劳动力供应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特征，以及不得不占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为迅速而至的老龄化社会作准备，中国的“人口红利”确有行将消失之势。

　　少了“红利”，多了挑战？

　　“世界工厂”会不会风光难再，“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是不是即将带来沉重的“人口负债”压力———

　　挑战之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动摇？

　　“缺工”现象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向全国扩展，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影响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不少人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尚未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其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会受到严重冲击。

　　据报道，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斯里兰卡总统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斯里兰卡有机会吸引寻求低成本替代生产基地的外国企业。据当地测算，目前雇佣一个斯里兰卡“熟练”服装工人，每月成本约为150美元，而中国为400美元。几年后，中国的雇佣成本将约为600美元，斯里兰卡将在200美元左右。

　　挑战之二：老龄化“人口负债”会否不堪重负？

　　日益沉重的养老压力，其长期影响也让不少人忧心。

　　一方面，是“未富先老”让养老保险基金承受相当大的支付能力。我国社保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的“空账”目前已达1.3万亿元，这一压力常被人们提起。按照目前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单位缴费)和个人账户(个人缴费)两部分组织，个人账户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积累，但由于社会统筹部分不足以支付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结果个人账户并没有做实，而是被合并使用，形成“空账”。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一项研究还指出，目前我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相当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此，要加快填补养老保险基金“空账”，不大可能靠提高缴费水平，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又可能意味着参保人数将难以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未来保障信心不足，使人们的储蓄意愿居高不下，影响到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有可能影响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本来，“人口红利”特点是抚养负担轻，人们储蓄较多，有利于形成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储蓄倾向过高，影响当期消费，又会走向反面。不少人认为，由于上述对养老基金支付压力的担心，以及很多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而国内的农村社保又刚起步，保障水平不高，人们只能寄望于多存钱，不敢花钱，况且，社保缴费占了工资的一半左右，消费能力本身就有限，国内消费难以提振，则长期以来依赖出口拉动的局面短期难有改观。

　　专家看法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依赖这样的“红利”

　　人才红利希望所在

　　如何恰当看待“人口红利”的消失？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博导谌新民教授、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郑梓桢研究员等专家有各自的看法———

　　人口只是影响经济的一种因素

　　“关键是要全面地看待‘人口红利’理论。”谌新民分析，应该说，“人口红利”理论简明地指出了过去30年中，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珠三角更是一个典型。这一理论还明确地预测，这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必将而且很快会走到尽头，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从这些角度看，“人口红利”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谌新民同时指出，“人口红利”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人口优势，但经济发展差异却很大。同样是中国，过去人口压力沉重，但30年的改革开放却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优势。这说明，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

　　具体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丧失、经济增长会否大受影响等问题，谌新民认为，首先，“人口红利”理论是假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存在障碍。实际上，目前“招工难”除了人口年龄变化因素，还在于因技能低等原因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普工供给赶不上需求增长，是结构性的，实际就业压力仍大。通过加强培训提高技能，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消除这些障碍因素，仍然有大量的“人口红利”可以挖掘。其次，“人口红利”理论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人口素质的因素。只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满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工厂”，从来都不是中国发展竞争力的方向。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实际就是针对相关问题的症结而采取的措施。

　　实现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增长

　　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否让中国不堪重负？郑梓桢研究员认为，这一问题确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对解决也应有足够的信心。

　　“如果‘人口红利’消失提醒人们更加重视养老保障，并加快完善相关机制体制，这不失为一件好事。”郑梓桢分析，虽然“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老龄化在加速，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仍然庞大，今后十几年总人口仍将增长，“招工难”有助更充分就业，社保扩面潜力仍然较大。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空账”问题，但它并不会马上变为现实的支付压力，通过未来二三十年的积累，压力可以逐步缓解。况且，社会养老金之外，我们要建立的是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企业年金、家庭养老等，有助分流社保压力。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对养老的承受能力也在提高。

　　郑梓桢还指出，目前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以及人们对保障信心不足而更倾向于储蓄、不敢消费，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过，造成这一现象，重要原因恰恰是依赖“人口红利”的粗放式增长。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有限，劳动力收入水平难提高。与将来的待遇相比，目前的社保缴费的绝对金额不算高，却显得负担比较重。为此，除了完善社保体系，还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启动内需有重大意义。如果“人口红利”消失能倒逼产业升级、提高工资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不失为一件好事。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留恋那种依赖‘人口红利’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少专家都强调，珠三角由于区域优势的存在，可能会获得稍长久一点的“人口红利”，但，这更像是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