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上海报道

　　9月27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下称《试行意见》)，并已于10月1日起执行。这引发了社会舆论对中国已经进入延长退休发展期的担忧。

　　10月5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进行了释疑，他表示，“不能将延迟申领养老金与退休年龄简单地画等号”，并认为“在国家对退休年龄作出制度性安排之前，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都是试行”。

　　上海的赡养比已越过警戒线

　　9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有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们对退休年龄的问题还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来研究。我们注意到国外有一些国家在讨论或者已经决定要提高退休的年龄。”

　　有人因此误以为我国即将更改退休年龄，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引起讨论。

　　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有关部门目前只是在研究一些“延迟退休”的建议，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预计，2035年我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这意味着缴纳社保人与领取社保之比(即赡养比或赡养系数)为2：1。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35年中国出现这样的赡养比，从判断老龄化程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数值，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已经可以被视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目前，“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的上海的赡养比的数值，事实上已超越了“老龄社会危机时点”这一警戒线。《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的数据显示，上海市城镇养老保险赡养比从1993年的2.82：1降至2009年的1.41：1，老龄化给上海社保带来的压力可以说十分巨大。

　　截至2009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315.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2.5%。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等部门预测，到2015年上海老人总数将突破400万，3个户籍人口中可能就有一位老人。伴随着上海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造成在职缴费人数增长缓慢，而需养老人员迅速增加。

　　截至“十一五”末，上海参加养老基金保险制度的人已经占应保人数的98%。上海现在领取养老金的人群当中，90岁以上的超过5万，80岁以上的有40万。

　　去年年初，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披露，由于上海社保基金严重穿底，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向其中注入170亿元～180亿元应对养老和医疗等社保支出，而2009年市财政注入资金预估为230亿元～250亿元。事实上，伴随着上海退休者越来越多，亏空也会越来越大。

　　这引发了民众对上海出台“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是为了缓解社保压力的争议。不过，鲍淡如则认为，上海出台《试行意见》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为了缓解养老基金的压力。

　　上海久事公司一位从事股权投资经营的中层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延迟申请养老金对我并没有吸引力，目前上海社保存在亏空，我很担心未来的养老金领取政策是否会发展变化。如果企业愿意留我，完全可以通过‘返聘’的形式来试行，这样的话我既能拿到养老金，也可以和企业进一步谈条件优化收入待遇。”

　　柔性退休被建议扩至事业单位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对上海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制度，而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善。

　　所谓的“原有政策”，是指《关于本市企业高级技师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实施意见》，于2008年12月1日起执行。

　　此次出台《试行意见》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该项“原有政策”，其中将实施对象从“高级技师”扩展到了“企业各类人才”，但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年龄，原则上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等规定并未作出修改。

　　鲍淡如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高级职称的人才有过明文规定：副高级职称男性退休年龄到65岁，女性到60岁，我们以此为参考制定了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年龄。

　　根据现有政策，《试行意见》对于所有企业均适用，不论所有制，不论企业规模大小，按照企业各自的决策程序决定，决定后到上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即可。

　　外界普遍关注，上海试行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对象是否会从“高级技师”向“各企业人才”进而向机关、事业单位推开。而从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建立涉及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法定”延迟退休机制的学术观点愈来愈受到决策层认可，并已经被上海市采纳。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此前在该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就建议，“适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建立应对老龄化的长效机制”，并称“可考虑从自愿、弹性延迟入手，选择部分地区(如上海、广东)试点，对高职、高知、高技等知识型群体、短缺类人才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结合人口结构变化，采取渐进方式，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事业单位延迟退休也已经被提及。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张丽丽提交了一份关于男女同龄退休的建议，在调研中她发现，事业单位的女性员工要求延迟退休年龄的呼声很高。

　　近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接受张丽丽人大书面意见督办时表示，目前，上海先行实施的是企业各类人才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手续，教卫系统事业单位延迟申领养老金等工作，将在企业人员延迟办法实施后，视情逐步推出。

　　不过，鲍淡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出言谨慎，他表示，(在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手续问题上)，涉及机关、事业单位是否可以采用“延迟申领养老金”时还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自《试行意见》颁布以来，社会舆论针对柔性退休制度的另一大诟病，来自于可能将增加失业人口的担忧。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分别向锦江集团、百联集团、华谊集团、上海汽车和上海电气等上海国企的人事部门征询对“柔性退休”制度的实际操作情况，均表示尚没有推行该制度的计划，因此是否影响“就业”仍待观察。

　　10月5月，针对上述疑问，鲍淡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总量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从结构上来说，基本没有影响，因为新毕业的大学生不一定能替代延迟申领养老金人员的岗位，即新劳动力不一定能替代有经验的劳动力。

　　该观点被网友指称为缺乏足够说服力，柔性退休客观上会减缓企业内晋升机制，使得企业对新晋员工的需求量大大降低。

　　此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在存在着“论资排辈”职业风气的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担心推迟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和晋升空间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或“变相延迟退休”从本质上会延长“国家的新陈代谢周期”。

　　针对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延迟退休的确会造成就业紧张，特别是中国这样劳动力仍然充沛，人口红利仍远没结束的国家，效仿欧洲和日本推出延迟退休政策一定要更加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