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让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蚁穴”，他将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高知、弱小、群居”的群体称为“蚁族”，也同样使他们成为今日中国最具话题性、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蚁族”走上时代议程的前台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级”群体浓缩着当代社会众多社会因素，如果存在一份“蚁族”的DNA化验报告，那么你很可能在结果中看到这样一串词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穷二代”、高房价、理想与现实落差……然而，当我们走近他们时，却发现这一群体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现实的压力发出了有力的质问，“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他们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如同蚂蚁，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蚁族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大约84%的人感到不满意，而仅有1%感到满意。

　　这一群体的人数，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而根据笔者在广州、北京等地的观察与调查，在城中村、平房区等低租金、低生活消费区，同样聚居了大量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他们与在城乡结合部或近效农村居住的“蚁族”一起，事实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蚁族”群体。

　　有人认为，“‘蚁族’是继中国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判断是笔者首先所质疑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弱势表明处境不占优势，并且缺乏改变其境遇的条件，通常也被翻译为“弱者”。同我国三大弱势群体一样，“蚁族”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不占优势，但其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三大弱势群体之处。由于各种原因，三大弱势群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贫困处境的。比如下岗工人，即使再就业，也最有可能是在收入最低端的部门工作，而低工资的职员比起高工资的职员更有可能经受下岗。而农民和农民工因着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的体制性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短期内摆脱弱势处境更是不切实际的。

　　很明显的特征，“蚁族”均为年轻人。一般而言，年轻人在最初的工作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其正常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收入和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种处境是否只是短暂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创造条件改变现状?或说我们的社会是否为他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公正通畅的渠道?

　　“蚁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根据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只占到8.2%;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往往逃避被调查，因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在蚁族中的比例应该略有下降。)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让我们从更为宏观和多元的视角来探讨“蚁族”和弱势群体的问题。

　　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市场)造就的贫富分化，可通过次级机制(再分配)弥补。但中国改革的路径具有单向度的特征，基本限于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触动较少。由于缺乏法治和相关制度的保障和调节，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贫富分化却在同一方向上起“共谋”作用。根据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这促使中国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主要为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形成，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如前所述，下岗职工即使再就业，也最可能从事收入最低端的工作。而对于农民和农民工，体制性排斥更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以及政治(如城乡选举人大代表比例—4：1，“同命不同权”，致使处于弱势的农民的话语权疲弱)和教育、文化权利，都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分配”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及地区差距。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0.5(2006年至200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为0.47)，超过国际警戒线0.4。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限制过多。这些对出身低微、无法享受平等公民待遇的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蚁族中的相当部分父母为农民和农民工)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具有影响力，拥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予弱势群体，由此促使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不断得到强化和牢固，同时也注定了弱势群体的受控地位。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新世纪以来，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这可算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显性财富掠夺。而住房、医疗、教育的费用大幅度提高，构成了群体间事实上的隐性掠夺。如此，由于资金投资、消费再生产等高门槛因素，穷人进入富人的渠道几乎被堵死。加上资本的循环累积效应，拥有财富和特权的富人继续富裕，并且越来越富裕，而穷人依然是穷人，富人区与穷人区(如“蚁域”)显得泾渭分明。

　　当然，社会的世袭与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它只要与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保持大体的均衡，就能抵制贫富过大，保持社会的和谐。

　　谈起社会流动，教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一个学生，不问背景，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学而优则仕)。这体现了教育的积极作用。

　　但当今中国，“背景决定过程和出路”现象凸显。城乡之间，大小城市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差异是共知的。有钱人子女可以就读更好的学校和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会得到照顾，某市就曾经规定民营企业前100名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20分的照顾。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谈不上择校和请家教等权利，并且由于父母的学历和教育水平较低，相对而言，无力承担起辅导子女学习的责任。两者的差距最终在高考分数上见分晓。很明显，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优势阶层子女更多的获得本科等较高学历，而弱势阶层子女更多的获得专科等较低学历。

　　而贫困家庭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

　　同时，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在一些西部省份尤为普遍，“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前些年就常提及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与城市大学生同价)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的报道;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

　　综合上述因素，贫困家庭宁愿早早让孩子辍学，出去打工或读个中专高职，(如今，在许多行业里的各类中等技术岗位，中等学历的农家子弟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大规模的“蓝领”阶层。)也不愿让他们上大学，温家宝总理就曾慨叹农家子弟上大学的少了。“新读书无用论”正在西部地区滋生，中小学的辍学人数正逐年上升，这促使本已人才极度匮乏的西部地区更将人才荒芜，“西部大开放”有可能就此成一纸空文;另一方面，这种风气的蔓延可能会导致无知嘲讽有知的“文盲时代”的重来。

　　如此，家庭背景的差异，被转化成受教育质量和考试成绩的差别，或继续求学与辍学打工的不同，继而就是就业机会、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相异。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学历层次越高，学校知名度越大，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愈小。然而，起点与过程的不公平，能走到这一步的贫困孩子注定是九死一生的例外。并且，不少学校已开始普遍实行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青年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哑何）

　　“蚁族”真是弱势群体吗

　　介绍“蚁族”的文章，常常把“蚁族”描述为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我对这一论断不敢苟同。

　　我的第一个疑问是：真有什么“蚁族”之谓的弱势群体吗“蚁族”中的大学毕业生们多数人可以找到工作，许多人还换了多个工作；收入最少的2000元左右，最多的6000元以上；他们多数住着4人一间的出租房，收入高者还可以两人或一人独住；他们都是大专以上的毕业生，一些人还是研究生和博士生。这样的一些人，是国家培养多年的高学历者，正当青年时期，是开始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一代青年精英，怎么成了第四大弱势群体了

　　我的第二个疑问是：大学毕业生就应当在几年内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和私人汽车吗这些大学生的“弱势”在哪难道因为他们住在4人一间的出租房，而没有一套自己的私人住房因为他们上班要挤公共汽车或挤地铁，而没有一辆自己的私人汽车因为他们不是普遍毕业后能挣6000元以上，而是有的人才挣2000元左右吗须知，就是那些工作了20年或30年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们，如今也不是每个人家都有一套私人住房和一辆私人汽车，租房和挤公共汽车或挤地铁的人多着呢。

　　我的第三个疑问是：一些“蚁族”总认为工作不如意，那么，什么工作才是如意的呢许多过来人都知道，多数大学毕业生总是从不那么如意的工作干起，在干中去寻找如意的工作。如意的工作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想找到如意的工作，考验的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个人能力、专业素养、综合素质、从业历练和社会奉献等，当然，还要有好的机会，但好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开始高校扩招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高校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摇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大学招生数额的年年增加，我国的大学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因此，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逐渐改变为自主择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能一方面希望“扩招”让更多的人上大学，一方面又在上了大学以后还希望大家毕业时都能享受“精英时代”的国家分配。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你是不是精英，光靠大学毕业生的牌子已经不好使了。市场经济讲的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成功者的法则是：你从哪里起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奔向自己理想的终点。

　　其实，我住的地方离一个较大的“蚁族”聚居区很近，这让我常成以近距离观察这些“蚁族”。我在“蚁族”们常常吃饭的小饭馆里听他们高谈阔论过，我也参观过“蚁族”们的出租房，同晚上路边摆摊的“蚁族”们讨价还价过。令人欣慰的是，我感到这是一群有知识并积极向上的年轻人，是一群本质上乐观的年轻人，他们崇尚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蚁族”出租屋只是他们社会人生的一个临时驿站，正像当年一些单位的集体宿舍，不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涌入，也不断有事业有成的人搬出。生活不会让那些发愤图强者和积极向上者永远在这一个“点”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会成长为生活的强者，成长为祖国未来的脊梁。

　　看了一些学者们对“蚁族”的评论，我以为其中某些人的“廉价”的同情是于事无补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很多大学毕业生已经让家庭、学校及社会关心并照顾了10多年了，如今毕业了，该干点事了，该为养育自己的家庭和辛勤培育自己的祖国作点贡献了，该面向社会开创一片自己的天地了，该讲讲贡献和奉献，而不是还在那里算计自己应当得到些什么。

　　我深信，今天的“蚁族”只是暂时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雄鹰，总有展翅高飞的那一天。（中国教育报/顾雪林）

　　定位“弱势”亵渎了“蚁族”尊严

　　近日，据媒体报道， “蚁族”担心媒体的过度关注会加速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蚁村”唐家岭的拆迁，他们因此不得不加紧寻找下一个更加偏远的容身之处。虽然唐家岭实质性的整治改造工作还没有开展，但租住在这里的一些“蚁族”已经开始陆续搬离，3月以来的每个周末，都会有大量的“蚁族”搬离唐家岭，甚至连搬家车辆也需要预约。

　　自学者廉思出版了其主编的《蚁族》一书后，“蚁族”这个词在社会上迅速流行，成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代名词。“蚁族”话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共鸣，这个庞大群体的形成既有大学持续扩招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全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深层次因素。解决“蚁族”就业难和收入低的主要问题，让他们在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从总体而言，社会对 “蚁族”的关注是一件好事，坚定了政府解决大学生就业、提高就业质量的决心，有益于社会合力改善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但是，“蚁族”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异化，过度的关注、铺天盖地的议论给“蚁族”这个词涂抹上浓重的悲情色彩，这些为寻求光荣和梦想打拼的年轻人一时间成为聚光灯下的“弱势群体”，“被蚁族”、“被消费”。而他们需要的不是眼泪和悲悯，而是真正的关怀、平等与尊重。

　　对于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来说，惟有背负沉重，脚踏大地，才能留下深深的脚印，走出校门就想拥有高收入乃至买房、置业，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空中楼阁。赤手空拳创造新生活，肯定要吃苦的。给“蚁族”贴上弱势的身份标签，主观臆想他们的生活，施以同情的泪水，低估了这一代自身定位并不“弱势”的年轻人坚韧不拔的品格、蕴藏的能量。

　　关注“蚁族”，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应该切实解决问题。虽然解决“蚁族”的就业问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不过总有一些事情是可以从现在就可以做起的，政府和社会不能因为困难就畏葸不前。不少专家认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来适当改善“蚁族”的居住困境，是目前情况下比较合适的方法。

　　然而，很多地方的做法有失于简单粗暴，对“蚁族”聚居地的城乡接合部进行改造，对没有合法手续的求职公寓一关了事，如北京市多个区县纷纷宣布，将对混乱的城乡接合部进行大规模改造，其中聚居了数万“蚁族”的唐家岭将被重点改造。关注“蚁族”的结果是招来拆迁、清理和改造，“蚁族”们不得不面临一次次迁徙运动。“被关注”的结果是无奈搬离，相信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

　　营造爱护“蚁族”的和谐文明的城市空间，需要政府根据各地区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构成、分布和变化趋势，合理规划，逐步建设一批高校毕业生集中居住的住宅和若干廉租房聚居区。而在新建和改建的过程中，不能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行动，还应该加强与“蚁族”的沟通，了解其居住需求，努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合力。

　　虽然生活不是童话、不是牧歌，对于“蚁族”而言，“诗意的栖居”有些距离遥远，但是，赋予他们生活的尊严，鼓励他们以坚强的姿态站立，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工人日报/于忠宁)

　　是“潜势一族”，不是弱势群体

　　小谭，今年23岁，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她参加工作1年时间，目前在汉口一家公司做平面设计，月薪1500元左右，在“江蚁”中属于中等收入水平。虽然在汉口上班，但租房却在武昌，即使要忍受每次上班近2个小时坐公交、中途还得转车的不便，她还是宁愿住在自己所毕业的学校附近。

　　在武汉，这种以原毕业学校为中心的聚居倾向在“蚁族”中很明显。小谭租的是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住房开支包括水电费在内200元/月，因为公司提供工作餐，她在生活上花费较小，主要开支是上下班交通费、日常用品花费，在300元/月左右。这样的生活状况在“蚁族”中极为普遍。

　　生活很辛苦，小谭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蚁族”群体，但她并不为此感到沮丧。对此她有自己的解读：蚂蚁的特性就是“勤勤恳恳、忙忙碌碌、默默无闻”，她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她不喜欢社会舆论把他们看成弱势群体，甚至将“蚁族”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努力不够，或是眼高手低、没有找准自身定位等。她说，现在这样简陋的生活，不高的收入，只是初入职场的人都会经历的过程，她更愿意认为自己属于“潜势一族”而非弱势群体。

　　在小谭看来，找工作其实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期望值不是太高，一般都可以找到工作，“关键看你做不做”，“糊口是没问题，只是要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湖北省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调研报告》“对目前工作满意度”的这一项中，“蚁族”们认为自己寻找理想工作，缺乏的首先是工作经验，其次是职业技能及机遇。但调查也显示，“蚁族”毕业年限以1年居多，其次为2年，3年及以上相对占比较小。主持这项调研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黎民教授说，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蚁族”在聚居地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经过几年的积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去处，搬出聚居地。对许多大学毕业生而言，“蚁族”生活或许只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需要的是默默奋斗，而不是社会带有同情心的关注，这样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

　　小谭告诉记者，她特别信奉这样一句话：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她认为自己并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她甚至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年轻时就要奋斗嘛！条件艰苦一点算什么，慢慢会改善的。”（《半月谈》2010年第19期/记者 皮曙初 白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