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10月19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昨天（18日）在北京胜利闭幕，尽管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上的京西宾馆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但举国上下、各大媒体都将最热切的目光投向那里。

　　为期4天的全会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两个五年规划的时空交替点上，这份《建议》为中国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十二五"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昨天傍晚，《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发布，中央党校的辛鸣教授敏锐地捕捉到《公报》的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中央对未来五年的定调，这将是中国的关键时期、攻坚时期和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辛鸣：什么叫关键时期呢？就是我们“十二五”规划它不仅仅要为未来五年的发展筹划，它更要为2020年乃至2050年的发展、布局和奠基，这个局部的好与坏，奠基奠的扎实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大厦能否顺利的给建成，建成以后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攻坚”时期，我们中国社会从“十二五”开始，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发展模式、发展过程不能简单的重复我们过去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这么一个过程和方式。

　　第三个判断叫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由于我们中国拥有广阔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拥有经济结构调整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潜力，能让我们中国社会在未来五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

　　"十二五"期间 保障民生协调发展

　　新鲜出炉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当中，呈现出哪些鲜明的变化和特点？《公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新闻纵横》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7位专家，透过他们观察的视角发现《公报》中的新亮点，为我们一一解读。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多年来养成了研读各次全会《公报》的习惯，他发现人均GDP等具体的发展指标缺席本次公报，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公报中也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其中蕴含的深意耐人寻味。

　　韩保江：确定这样一个说法的一个用意，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各级政府在确定各个地方“十二五”规划的时候要彻底摆脱过去我们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GDP过去就像一个“指挥棒”，它始终在左右着各个地方的行为。

　　这一次通过淡化这样一个目标，目的就是要把过去各级政府争相追求GDP的传统做法当中改变过来，使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偏重于这些经济增长的成果，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落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它的最大意义就是强调未来的发展是更加全面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势必更加强调保障民生的一种发展；未来的发展，同时更加强调是一种经济社会更加协调的发展。只有这样真正以这种转变发展方式为抓手，通过结构调整，通过保证民生，通过深化改革一系列的工作，最终结果很显然是比单纯追逐GDP，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来讲更有意义。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消费成主导

　　我们常常把出口、投资和消费比喻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本次《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度被提及，只是顺序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这是在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做出的策略调整。

　　巴曙松：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出口对GDP的贡献达到了一个历史得高位。金融危机时期外部需求再要想这么大的上升，其实可能性不大了，《公报》里也已经提出，冷静的评估了国际环境，不太可能再有这么大的一个外部的需求。

　　而从内部的情况看，再过分的依赖高的资源消耗、高投资的增长，把大量的资源进行消耗的这个模式其实也基本上快走到尽头了，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过分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所得占比也很少，在不断的降低，居民占比降低的话就很难有消费能力，消费对GDP的贡献不断的萎缩，消费的萎缩使得经济增长被动要靠外需。

　　因此，结构里谈到的几个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改善民生、资源节约以及改革开放，我认为都是内在统一的，是在当前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一个综合平衡的策略。

　　"初次分配"比重加大 公平最为关键

　　公平收入分配一直是民众热议的话题，“藏富于民”的提法也应运而生，中国之声观察员王健特意强调了《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对“公平”两个字的关注，它改变了以往在分配中过分强调效益为先。

　　王健：《公报》提到“要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其实用我们老百姓最简单的话讲就是工资收入或者是劳动所得，这个提法我们没有这么提过。

　　“十一五”的时候我们提的是按照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是，厂房设备的所有者比如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工厂的老板，按照大家贡献的大小来决定怎么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一个负作用就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过去我们初次分配讲效益讲的多了，讲公平讲的少了，而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时候才更多的讲到公平。这一次我们提出，初次分配的问题我们不留到二次分配，初次分配我们要确保劳动者的利益，要力保公平，如果还有问题我们二次分配，比如税收，比如通过慈善事业来调节，我想这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五中全会的《公报》读起来感觉的确让人感觉很务实。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新趋势

　　与收入分配的公平相对应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同样是经历高速发展后，中国必须要补的一课。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丁兆林认为这也是民生方面的新趋势。

　　丁兆林：前一阶段，最初我们整合很多基础建设还有整个国力并不是很强，那时候说白了就是“挣钱”是第一位的。但是现在到了新的时期以后，社会成员的真正需求开始全面的增长，由于前期我们在追求基础的总体资金的成长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公平的事情，导致的结果是有很多的地方，公民享受的社会服务是不对等的，或者是不均衡的的。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农村和城市差别就很大，特别是在卫生、教育、养老这些方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农村的这些居民他们也开始对这种社会公共服务提出了一些全面的要求，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发展型的社会，也需要去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做一个平衡，这个时候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要求。这一点是跟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阶段相吻合相适应的。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文化产业的理念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被提及，但这次《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有关文化的内容却单独成段，用了219个字加以阐述，文化产业也随之上升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李强：可以说文化产业的理念在“十一五”的规划里面就有了，但是这次把它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个应该说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大家都理解，一产是农业，二产是制造业，三产是服务业，号称的叫做四产的是高科技这些产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它的产业逐步升级的一个结果，文化在今天特别要注重提高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在今天全球处在一个经济危机和萧条的情况下，中国能够率先复苏经济，那么这个率先复苏能不能持久，能不能持续？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和灵魂的东西，就是它文化的软实力能不能支撑得住它的经济的发展。

　　农民增收再成中央高度关注问题

　　白中华是中央台的资深记者，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专注于农业和农村，本次《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首次提到“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他用自己的理解阐释了其中的“幸福、美好”的内涵所在。

　　白中华：在家的农民他们希望种地的时候不受旱涝之苦，在一家一户小生产对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上，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相关的市场信息和政策服务，在外打工的农民他们希望能够享受优惠的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希望城市能够考虑接纳他们。

　　不管是在家种地的农民还是在外打工的农民，都希望农村的条件好。硬件来说也就是水气路电，软件来说就是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有病能就医，小孩能上学，老了伤了有保险；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增收。

　　因此，文件提了很多的内容，比如加快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镇化建设等等，如此多的内容都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依靠改革的力量推动未来中国发展

　　一道道新命题，一个个新亮点，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未来中国发展的美好愿景。发展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潮流，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为发展的提供动力和保障的，则是未来全面推进的各领域改革。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预示着在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将得到协调全面推进，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总结说，我们就是需要依靠改革的力量推动未来中国的发展。

　　辛鸣：我们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里面看到，五中全会对改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给予了浓墨重彩。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它其实背后都是要靠制度体制来推进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国社会在“十二五”中刚才所提到的那一系列的发展，要从规划蓝图变成现实的一种实践，单靠一厢情愿的这种正面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体制的配合。

　　我们这次特别重视要扩大内需，这背后就是涉及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背后，又会牵扯到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所以我们就突然会发现一个具体的发展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系列制度体制在那边发挥作用，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要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社会体制的改革。

　　这次五中全会尽管主题在发展上，但是着力点却是放在了改革上，我们要发展，要通过改革去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