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撰稿·林文静

　　爷爷死了。穿袍戴帽的法师唱歌似地对着象征爷爷的木牌喊：“现在过奈何桥啦，请你登上望乡台，回望一下你的孝子贤孙，至此永别。你今生为善积德，来生富贵荣华。”在一片哭声中，我竟然看到一只蝴蝶飞过。亡灵还需要祝福吗？人真的还有来生吗？那飞翔的蝴蝶会去追赶爷爷远去的灵魂吗？想到这里，我就号啕大哭起来。

　　正入戏，听见法师大声命令：“安静，现在不能哭啦，亡灵要喝孟婆汤啦，别让他挂念，影响投生。” 哭声骤停，只有小姑实在停不下，大姑立刻呵斥道“现在不能哭呀”。

　　一切都庄严得近乎神圣，一切又诡异得近乎滑稽。和台湾最近热映的电影《父后七日》没有什么分别。

　　“我知道，我一生最最荒谬的一趟旅程已经启动……”，这是《父后七日》开头的一句话。阿梅返乡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也和我回家参加爷爷的葬礼一样，问题的核心是：

　　“总是有人告诉你，现在要哭，现在不能哭”。

　　永别至亲，本该是一件无比沉重的事情，而电影却以幽默诙谐的桥段，给人带来笑泪交织的效果。电影改编自一篇不到4000字的同名散文，作者刘梓洁是电影导演之一。阿梅在父亲过世的七天内，回到了台湾中部的农村，体验传统葬仪的庸俗繁琐与匪夷所思，感受质朴率真的浓厚人情。

　　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也许应该说中国人对待死人的态度——实在是超然。阿梅把父亲的葬礼看成是一场“悲喜交杂、荒谬华丽的告别”，在紧凑密集的传统仪式里，她对父亲的回忆与思念，只是在非常难得的瞬间出现，痛失亲人的哀恸也意外地得到减轻。电影里笑点多多，人们带着笑流泪，该是电影可贵的部分。在中国的乡村，葬礼永远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事。我记得爷爷下葬那天，我们整个家族好似都出动了，因为不在乡下长大，很多人我都从未谋面。我光着脚举着香，按着辈分跟着队伍走。大家集体听从司仪指挥，一会哭，一会停，一会鞠躬，一会长跪，好似要把向爷爷的最后告别，上演成一场统一动作的民俗表演。我甚至感觉这不是与人永别，而不过是与家族历史的一次链接。作为一个自然人，爷爷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逝了，但此刻，在这块家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他转化成了一个家族的符号，或留名于族谱，或留碑于宗祠。

　　龙应台曾在《魂归》中描写他们一家从台湾送父亲骨灰返湘安葬的情景：“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

　　导演刘梓杰说，经过父亲的葬礼，才发现在俭朴的乡村中，那些自古流传下来的程序，看似搞笑、俗套，却比城市中的标准化作业拥有更浓更深的情感。其实，那么一趟旅程，虽然看似荒谬，却可以透过传统礼俗对某个人生的最后告别，引发人们对于乡土、对于生命的良多思考。作为导演，这番话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把这点温情铺陈成90分钟的故事，还需要克制某种个人心态。相对而言，刘梓杰的心态的确正常很多——相比张艺谋而言。

　　我也看了《山楂树之恋》，觉得张艺谋这代中国男人对女性的态度真是乖张到了极点。为了表现静秋的纯情，张艺谋竟然要把小说中静秋丰满的胸部“变平”，也死活不让静秋和老三牵手。真的，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展示变态心理的时候不应该克制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