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邻居”

　　撰稿·云也退

　　梭罗的名字是与《瓦尔登湖》连在一起的，他作为自然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身份，比作为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早期研究者更加有名，他与达尔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比与爱默生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他完全接受达尔文《物种起源》里的主要论断，并以这部作品来支持自己的田野考察。在《瓦尔登湖》之后，梭罗在其短暂的余生中还留下了几千页植物考察笔记，后来结集出版的《野果》、《种子的信仰》都在此列。不过尽管如此，与达尔文相反，梭罗事实上并非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Faith in a Seed——《种子的信仰》这个书名让人感到一种诗意的道德力量：由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到一株参天大树的长成，自然的力量令人敬畏，在种子面前，人类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梭罗眼里，达尔文进化论最重大的教诲之一，乃是提醒人们：生物物种是“偶然和必需”的造物，是大自然神奇伟岸的写照。而科学，这一人类引以为傲的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不过是编排我们关于万物的知识而已”——1858年3月5日，梭罗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种子的信仰》是用类似如下的语言写成的：“如果你在地里挖一个池塘，很快就会有水鸟、两栖动物及各种鱼，还有常见的水生植物，如百合等等。你一旦挖好池塘，自然就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尽管你也许没有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到那里的，自然看着它呢。她将专利局所有的能量调动起来，这样种子开始到来了。”

　　这个“专利局”是比喻自然进程的独创性。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能长成植物，那么地球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像圣埃克絮佩里笔下那位小王子操心的小行星一样，被任意长大的猴面包树撑破。于是大自然展示了她平衡的智慧，安排了各式各样的动物来调节这个进程：树种大部分被动物消耗掉了，少部分通过排泄、埋藏或丢弃留在了土地里，这样，最终长成大树的种子就十分有限。动物是消费者，“同时也被迫成为传播者和种植者，这是它向自然交付的税务。”梭罗引用了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话：“当猪在吃橡子的时候，它也在种橡子。”

　　早两年北京景山公园发生过游客偷吃小松鼠埋下的核桃的事，看来梭罗百多年前的忧虑不无道理：人的无知无耻不可限量，它可以打着好奇心的旗号。梭罗写道：“松鸦是自然体系里最有用的中介者之一。……几年时间，凭小鸟就能把空地重新种植一遍。”松鼠的影子活跃在整本《种子的信仰》之中，它们夏秋季节埋下了过冬时用的食物，也等于是在那里种下一棵树，如果一只小松鼠后来不幸死了，或是忘了埋食的地方，一株山核桃树就会长起来。所以梭罗动情地写道：“长久以来，人们已经观察到松鼠会把坚果埋在地里，但我还不知道有谁会认为这是森林更迭的原因。”

　　人们一直在通过大量的实验找到最佳的耕作方法，以取得自己所要的东西。关于万物的知识借此慢慢积累起来，最后凝聚成科学的美名。但梭罗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说，英国人摸索出了利用松树肥沃土壤、再在上面种植橡树的方法，还为此申请了专利，但这根本谈不上专利，因为在人类之前，“自然和麻雀早就这么做了。自然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在自己的国度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英国人只是重新发现了松树对橡树的保育作用。多年来他们耐心而忠实地进行大型实验，而不自觉地一步步回到了自然本身采取的措施”。英国人却为此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的发现堪称“艺术”。

　　《种子》并非一部科考著作，恰恰相反，它证实了梭罗对科学持有的谨慎怀疑态度。他在环绕康科德的林地里逡巡，一天走上二三十英里，就为了看一株在他人眼里平平无奇的橡树。和所有业余博物学者一样，梭罗对植物发生兴趣，完全基于瑰奇大自然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他在晚年的日记里经常强调自己“不研究植物学”，“再自然的(植物学知识)体系也是人为的产物”。

　　在梭罗看来，现代生物学走得太远了，它企图解析各种生物的生死过程、物种之间的互动以及地球上有机进化的独特历史。梭罗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植物学不能走得太远，不能超出告诉我们在沼泽和森林里生长的植物的名字的限度”。大自然安排好了一切，人类应当去顺应，而不是去试图改变。《种子的信仰》和梭罗的其他作品一样，不解释和鼓吹什么深奥或宏大的东西，它只是澄清了某些事实，尝试打消坐拥科学知识的人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