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简介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中南大学等内地六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教学或作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发展/现代化、转型经济的社会环境、大学制度与国家/区域竞争力。他的英文中文论著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有《中国经济再崛起》、《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液体的回忆》、《从“新马”到韦伯》等。目前正在修订有关公共政策的系列演讲录《中国模式更新换代》(博源基金会2009-2010年度专项研究项目)。

　　◎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强调：一是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第二，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在验收的时候，要客观，而验收的结果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在越来越公平的基本保障之上，令有才能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而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最终使社会越来越公正的结果不是鼓励懒人、笨人，社会应该为特别出色、有潜力的人创造更多的条件。

　　南都记者 张晓华 发自香港

　　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是我国未来5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有专家认为，本次五年规划与此前规划的差别在于，相对于过去所追求的“国强”，“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转到“民富”上，即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中国政府的这一转变源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本身产生的连带社会问题。以今年第二季度，我国GDP达到1.33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雄踞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外汇储备高达2.399万亿美元，全球领先。但一个很令人沮丧的对比是：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国家财税收入速度递增，远高于GDP以及民众收入增幅。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一直备受诟病，从200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直至本次会议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从国富到民富已经进入流程，中国分配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之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近日在香港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直言，尽管政府这次对分配改革重视程度提高，但希望一切不要停留在纸面上：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而验收的结果亦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丁学良提醒，政府除了考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分大饼”的形式分享给社会外，也要给个人创造自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

　　“没有良好的保障，财富公平是空谈。”其认为，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是个人人力资本可以不断地上升，参与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里，并且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为此，执政者需要从医疗卫生系统以及公共教育系统两部分，给劳动者以提升人力资本良好的基本保障。

　　希望改革不要停留在纸面上

　　南都：社会分配不公早已被诟病，但当矛盾还没有过度激化的时候，问题总是不被重视。从200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而近期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分配制度必须改革的时候？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地方是政府应该重视的？

　　丁学良：中国分配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政府这次对分配改革重视程度提高，但希望一切不要停留在纸面上。尤其是在对民间比较照顾的政策方面，以往的经验显示，尽管领导人讲得很好，但在现实的执行中往往打折扣，造成实际的结果和政策的出发点形成鲜明对比。而相反，任何一项措施只要照顾到有权势、有行政权力的官员，政策执行起来就有力度。要照顾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更重要是要把政策通过具体途径落实，而不是变成大而化之的东西。

　　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把落实的程序、手段、工具讲清楚，对落实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即时披露，而在落实中走样或打折扣的部分也应该允许媒体及时报道监督。

　　同时，政府在宣布了一项政策的时间表，比如在计划公布两三年到达目标后，不能仅仅让行政官员去验收，我们看到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合格的部分，在被部分官员进行“数据按摩”后，原本严重的问题变得不再严重甚至无关痛痒———这样做的负面效果是，使下情不能如实上达，实际上也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决策的正确性以及对地方的管理、监督。

　　综合上面所说，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强调：一是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第二，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在验收的时候，要客观，而验收的结果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社会公正不等于社会平均

　　南都：具体到做好收入分配的调整，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您认为其他国家或区域有哪些经验是值得中国的执政者借鉴的？

　　丁学良：在收入分配调整这个问题上，别人已经提了很多方面，包括关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税收制度合理化等等，这一部分我就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19世纪末以来的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先于我们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早期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而他们的应对措施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我本人特别重视的是两点，一是从长期的过程来看，要给普通人、弱势群体以提升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保障，因为只有如此，普通人、弱势群体才能有从底层上升的机会，而这一部分人在上升的同时，也能为周围人群带来样本作用。这样做的整体效果是，将对社会结构合理化、经济发展带来面上的综合作用。因此我认为，政府除了考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分大饼”的形式分享给社会外，也要给个人创造自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

　　社会的公正不等于平均。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是个人人力资本可以不断地上升，参与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里，并且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在越来越公平的基本保障之上，令有才能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而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最终使社会越来越公正的结果不是鼓励懒人、笨人，社会应该为特别出色、有潜力的人创造更多的条件。

　　没良好保障，财富公平是空谈

　　南都：您的观点令我想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中国的老话。确实，社会的发展需要无数有才能的个体不断推动。在您看来，给普通人、弱势群体以提升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保障是什么？

　　丁学良：保障人力资本的最大两块，一是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中国居民不管年纪大小、贫富，都给予足够公共卫生保障。以前的经验显示，人一旦生病，伴随着收入以及生存条件的下滑，社会地位也随之迅速滑下去，这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居民，尤其明显。如果一个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该怎样保住刚刚实现的上升？对于这一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制要健康———不能仅靠个人，一定要依靠全社会基本的、牢固的保障。

　　第二大块是公共教育。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至少到保障到职业高中档次。与此同时，公共教育系统要有多方面资源输入，给什么样的人分配资源，要越来越公开透明。要令贫困家庭学生能够介入现代经济，成为有用的参与者，要给其带来这样的阶梯。反之，他们谋生的手段将非常有限，要么就停留在打工者的角色，或者干脆去偷去抢。

　　对于这一块，我个人的感受很深。中国人老觉得只有自己最重视教育，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幻觉。在我生活过的、学习研究的地方，比如美国，非常重视教育。不要总是谈汉唐，我们只提过去50年。美国全社会各渠道向教育注入了多少资源？而我们又是怎样？

　　根据我多方面切身得到的资料，在美国，如果青少年愿意学习，有相当好的天赋，即便他很穷，一定可以得到这样的渠道和机会。美国社会对家庭收入不高者，除政府法律渠道，还有庞大的来自民间的资源贡献和捐助。美国最昂贵的私立学校，2010年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即研究型的综合大学，美国有35到40所，2010年一学年全年学杂费住宿费全加在一起才6万美元，这还只是对完全得不到任何资助的人的数字。如果学习能力经过竞争后的表现，都能达到私立入学标准，可以相当放心地得到经济的资助。

　　而且即便在最好的私立学校里面，其计算方法也应该令我们感到羞耻。美国非常讲究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需要家人递交个税表———这是最权威的财产依据，然后根据税表计算家庭能够负担起多少学杂费。如果两个孩子上大学，要交学费，资金缺口由录取的学校做综合性的指数，一部分来自奖学金，另一部分来自勤工俭学，由学校做出综合性的方案。即使最昂贵的综合性学校都会做出这样的安排。这样才能保证底层人力资本能够爬上去。

　　好的医疗卫生系统给个人以健康和体力上的保障，而好的公共教育系统，则为个人提供教育和才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渠道，仅谈财富公平是空谈。

　　统筹：王钧 冯启若

　　统稿：李召 陈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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