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头”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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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江苏戏曲界启动改革，艺术家以“艺人”身份重出江湖，遍尝欢乐与辛酸
戏曲界原来是一个江湖，草根的江湖。
后来，戏曲登堂入室，成为庙堂之上的点缀、政治宣传的工具，传统的艺人成为艺术家，吃公家饭，接受政府的给养，上头发红头文件，下面汇报表演。在经历了最红火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唱红歌的六七十年代之后，被边缘化的八十年代、深陷危机的九十年代，戏曲离人间、离世俗愈行愈远，国粹、省粹也变成了“国脆”、“省脆”。
前段时间看到消息，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在一次企业赞助仪式上对省委书记表达感激时用了“以泪洗面”一词，一时间蹿红网络。不少网友认为他这出“拍马屁”的戏份演得太过了，不少戏曲同行对此却有体会，这夸张的表达背后，隐藏的是中国戏曲的多少无奈。
2001年，江苏艺术剧院启动改革。2004年，剧院由事业型单位正式改为企业，下属的11个省级文艺团体一并改制转企。十年改革之路，是传统戏曲重出江湖的十年。十年走来，悲喜交集，也成就了一个“以泪洗面”的另类样本。
伶人往事
上世纪50年代，南京人民剧场买票排队一直排到交警大队，一站路那么长，就为看一出“锡剧皇后”姚澄的《双珠凤》。1963年，这出戏拍成红极一时的锡剧电影《双珠凤》，是姚澄事业的顶峰，也是锡剧这一剧种的高峰。
1926年，姚澄出生在江阴东门外山观乡姚家埭村。由于家境贫寒，父亲送她去戏班学唱。她并不愿意，“谁愿意做滩簧婆啊？”
那会儿，这个出生于苏南农村的剧种还没有正式名字，叫“滩簧”、“对子戏”、“常锡文戏”。闯荡失败的男演员们受了都市流行的“髦儿戏班”影响，教出了一班年轻女孩子，演出的都是才子佳人、寡妇汉子、民间伦理。姚澄不会想到，他们简单的几出小戏，日后能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戏之一。姚澄出徒后成为名旦，在师父的戏班子里唱主角。师父为了拴住她，包办了她和一直未成气候的师弟的婚姻。
解放后，苏南文联创建了国营剧团“先声实验锡剧团”，姚澄由无锡调往南京。当时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包办，姚澄也早已和师弟离婚。1953年的一天，北京文化部艺术处的叶林来信给姚澄介绍对象，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叶至诚。面前这个汉子让姚澄很失望，不修边幅，纽扣扣眼对错了号，两眼直愣愣的，似乎精神上有点啥毛病。于是，她最后说了句：“让我考虑考虑。”没想到叶至诚一听，激动地握住了她的手：“我就只想请你考虑考虑！”
没过几天，姚澄在扬州演出时收到了叶至诚的来信，开头就写了句“砻糠搓绳起头难”。全团同志都赞同她与叶至诚交往，她于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过分注重外表恐怕该算作资产阶级思想。
回来后，叶至诚给她送去各种文艺书籍，《刘胡兰传》《罗汉钱》等新旧小说都齐全，无论拍新戏旧戏都有帮助。姚澄平日演出忙，每次叶至诚总要坐在她宿舍里，眼巴巴地等她办完事后，才能说会儿悄悄话。两个人的感情靠拢了。“‘我有过婚姻，我文化水平不高，我演出也没时间照顾你，这些你都不介意吗？’我把这些顾虑跟他讲，他说他不介意。”
当年，两人计划结婚。叶至诚的母亲胡墨林喜闻儿子婚娶，急忙从北京赶来为新人张罗婚事，并带来了600元钱和亲人们的礼物。这位比丈夫叶圣陶学历还高的婆婆，对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喜欢得不得了，和姚澄睡在一张上下铺床上，无话不谈。
婚后，姚澄按叶家人的喊法，唤叶至诚“三官”。夫导妻演，比翼齐飞，在当时传为佳话。
婚后叶至诚介绍很多书给她看，在丈夫的指导下，她看完了《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当时女演员文化水平都不高，我看完了全本的《红楼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1953年11月，江苏省锡剧团为迎接次年9月将举行的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大会，特地组织了姚澄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汉钱》两部重头戏赴上海进行试演。没想到这两部往日在南京掌声如潮的剧目，竟然反响平平。27岁的姚澄演戏以来第一次摔了跟头，感觉到自己急需适应时代要求的好剧本。体验生活归来的叶至诚决定亲自为夫人写剧本，很快和高晓声合作写出轰动一时的《走上新路》。
1954年9月，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走上新路》一举获得6个一等奖，姚澄获表演一等奖，叶至诚获剧本创作一等奖和导演一等奖。1956年初夏，姚澄又推出一部古装戏《庵堂认母》，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获得了华东地区一等奖。
当叶至诚为姚澄编导好《拔兰花》《女巡按》《孟丽君》等剧目后，“文革”来了。叶至诚算做“老右派”天天挨批挨打。身材瘦弱，体重不过九十几斤的姚澄被安排去扫马路，环卫工人认识她，见她大冷天连双手套也没有，就把自己的手套脱给姚澄戴，“‘我是反革命，你不怕他们批你吗？’她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没什么大问题。”
对姚澄来说，最遗憾的莫过于锡剧《红楼梦》与电影失之交臂。
锡剧在越剧之前就已排成了《红楼梦》。“当时要我演宝玉，我不愿意。我是唱花旦的啊，花旦的唱腔、做派跟小生是不一样的。”85岁的姚澄说起当时的情景，腰板一挺，演示起花旦与小生不同的手势、表情，“后来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姚澄你怎么不愿意演宝玉啊，我们觉得你演戏有书卷气，只有你才适合演。又说不服从组织安排，扣大帽子了。我就演了。”
“锡剧从贾母拜寿开始，宝玉大闹婚房出走结束。上海那边想要拍成电影，要求改编台本，突出宝黛的爱情悲剧。编剧坚决不同意，说我们这个是突出宝黛二人的叛逆性格。只能算了，后来才有了越剧电影。现在看来，当然越剧电影的情节设计更合理，从黛玉进府到宝玉哭林，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越剧红遍全国成为几个最重要的地方剧种之一，跟电影的推广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而也奠定了女子越剧以情为主的戏剧特点。
文革之后，姚澄歇演。“我开过刀，中气差了，人胖了，形象也差了，自己觉得不好看了。别人还是会说你演得好，但我自己知道。”
周团长，“周老板”
文革十年，憋了十年，憋惨了，突然有了点自由的文艺界特别想恢复从前的魔力。当时只要报一个十年前的歌唱家的名字，还没说唱什么，掌声就起来了。于是，恢复老戏、歌颂老前辈成了最热门的题材。不过，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很快就冷却下来了，似乎一夜间，戏票已经很难卖了。锡剧也好，各种剧也好，从一个高峰很快跌入低点。
就拿江苏一地来说，地方剧种繁多，锡剧、扬剧、淮剧、淮海戏、通剧、苏剧、丹剧、丁丁腔、淮红剧、盐城滑稽戏……但一些剧种也就一两个剧团撑着，缺人缺钱，名存实亡。这个吃喝玩乐样式俱全的好时代，也是传统艺术的坏时代。“锡老大”的境况也不好。挑起大梁的，是周东亮。
1985年，16岁的周东亮瞒着家人考入了省戏校。周东亮的父亲周林华是江阴市锡剧团团长，唱小生。父亲认为，唱戏是一辈子的苦，所以坚决不同意周东亮考戏校。但周东亮从小受家庭熏陶，早就拿定了学戏的主意。毕业后如愿进了省锡剧团，那时正是传统戏曲不景气的时候。当时剧团一个月只有70块钱工资，经常不排戏，闲得无聊，周东亮就去舞厅唱了3年流行歌曲。虽然唱歌每天有300块钱收入，“但内心还是空荡荡的，觉得活着没了理想。”周东亮很迷茫。
1997年，省里举办“省属青年演员会演”，周东亮演了《跌雪》《庵堂认母》，当时的文化厅副厅长顾欣看完后点名表扬了他。“当时自己除了激动，还有一种苏醒的感觉，醒来才发现唱锡剧是我最喜欢的生活。”
2001年，江苏艺术剧院启动改革，三年后，事业型的江苏艺术剧院正式改制为公司制国有企业。
现在的周东亮剃个板寸头，不细看，他还是台上那个俊朗大气、顾盼有神的锡剧小生。仔细看，刚过四十的他却已白了少年头。他有众多令人瞩目的身份，“锡剧王子”，国家一级演员，省内最年轻的梅花、文华双奖得主，省锡剧团团长……但现在，不少人开始喜欢喊他“周老板”，就像过去喊梅兰芳“梅老板”。
现在他干的很多事跟戏班班主也差不多。过去叫“跑码头”，现在叫谈业务，你得放下身段。过去是政府发红头文件让你演，现在是主动上门求人家看你演。
“最多的一次喝了三四坛黄酒，喝了吐，吐了喝。”最要紧的倒不是胃，要命的是酒喝多了伤嗓子，但不得不喝。“锡剧王子喝了，人家才觉得有面子，有种愉悦感。人家愉快了，订你个三场五场。”
喝酒的成果就是办公室里那块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布告板，上面排满了他这年的演出日程。国庆节他们刚刚连演7场，休整一番后又将披挂上阵，11月15日至12月5日，他们将在宜兴人民剧场连演20场。周东亮算了算，今年5月以来，他们大概演了110场。而改制前，一年也就演个60场左右。一场演出收入5万元左右，刨去成本，大概净得1.5万元。
锡剧在苏南有深厚的影响。有位服装业的巨头非常热爱锡剧，嫁女完全按着中式传统操办，轿子、唢呐一应俱全，还请了当地锡剧团“唱堂会”。
周东亮很现实，“我们不提那些空洞的口号，什么走向全中国、走向世界，地方戏有它的地域特征，苏南这片处女地能开垦好，就是最好的市场。这块市场做好了，一年都来不及演。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举多得。他
们把这一千张票包下来，请员工看，请朋友看，请村民看，既展示了实力，又回馈了社会，提升了形象。”
前段时间看到消息，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在一次企业赞助仪式上对省委书记表达感激时用了“以泪洗面”一词，江苏的戏曲同行理解这夸张表达背后的无奈。“国家该不该养艺术？在娱乐方式多元化的今天，对于它们应该有必要的扶持，但不改革，等、靠、要，地方戏就是死路一条。”在周东亮看来，体制改革，改变了演员们的惰性。过去谁都不愿“跑龙套”。现在出去要是不喊他，他还会提意见，“谁家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没喊我跑龙套？”以前收入差距不大，现在是优劳优酬，主演演一场，演出收入加补贴在六七百元左右，龙套150元左右，年终奖再根据业绩分红。没改制前，年收入两三万，现在平均六七万，主演达到10万元以上。
改戏，怎么改
戏曲要找市场、找饭吃，必须得学会讨人欢心。过去是看领导眼色，现在得看观众眼色。十年下来，周东亮觉得，经得住市场检验的还是那些百听不厌的老戏。
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创新剧目都是自娱自乐。“为什么？内容空洞，形式大于内容，砸钱，搞舞美、背景，但观众要的，还是看戏，看演员。”
比如说剧团的招牌节目《珍珠塔》，讲的是官宦之子方卿家道中落遭势利姑母奚落，后来中殿元娶表姐的故事。《庵堂相会》，也是讲男方家里衰落，女方家里要反悔亲事，女儿不同意，男女私会尼姑庵。《双推磨》颇具锡剧俏皮幽默的特点，讲青年长工何宜度，无意撞翻了寡妇苏小娥的水担，帮她挑水回家，遂互生爱慕，结为夫妇，朴实风趣、生活气息浓厚。
“传统戏为什么有魅力？还是因为它经过几代人的检验，是戏曲的精华。这些戏写世道人心，讲民间伦理，时代在变，但人性没变。”周东亮说。
上世纪50年代戏改，一大批老戏被禁，或因俚俗淫秽，或因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
比如《杀子报》，本清末南通州实事，寡妇徐氏跟和尚偷情，被幼子撞见，徐氏趁儿子睡熟杀之碎其尸，并藏入油坛。几乎全国每个剧种都有这个故事，连台湾的歌仔戏也有。因残酷、淫恶，久停演。不仅建国后禁演，连国民党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甚至满清政府都曾禁过它。但是这个戏就没有因为政府禁而消灭。
再如越剧、锡剧都演的《僵尸拜月》（又名《半夜夫妻》），穷家女甘愿委身做妾，却不容于大妇，惨遭折磨至死。这个连台本有十几本，要连演十几天，跟连续剧差不多。那会儿寻常百姓都爱看，特别是农村妇女，因宣扬鬼怪迷信被禁。
当时认为问题最严重，改无可改的就是程砚秋名剧的《锁麟囊》。这本是程先生看到抗战时期民生艰难的现象后，出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于1938年请编剧大家翁偶虹根据《只尘谈》中的《赠囊记》情节改编的剧本。下的结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歌颂地主阶级的大毒草”。虽然程先生改了一版，也演过几场，将剧情中锁麟囊去掉了珠宝，变成了空口袋，薛湘灵变成了薛老师，甚至改得像一出抗洪救灾的戏，但最终还是被“挂起来”了，程先生抱恨终天。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一大批老戏恢复重排。周东亮感到，戏曲的尺度也越来越敞开。
今年4月，被称作“350年来的首次完整演出”的昆曲《怜香伴》被搬上舞台，由香港电影导演关锦鹏执导、生于江苏太仓的昆曲大家汪世瑜担任艺术总监。还没上演，已经被贴满各种标签：男旦演绎古代拉拉的旷世奇缘，雪藏三百五十年的李渔作品全球首演，同性恋导演关锦鹏执导、李银河做“文化顾问”、春晚“御用”设计师郭培设计戏服……比标签更加耸动的是故事本身：监生的妻子崔笺云新婚满月到庙里烧香，偶遇小她两岁的乡绅小姐曹语花。崔笺云慕曹语花的体香，曹语花怜崔笺云的诗才，两人在神佛前互定终身。崔笺云设局，将曹语花娶给丈夫做妾，为的却是自己与曹语花“宵同梦，晓同妆，镜里花容并蒂芳，深闺步步相随唱”。结局尺度惊人却又皆大欢喜。夫、妻、妾同声共唱：“左玉软，右香温，中情畅。明年此际珠生蚌，看一对麒麟降。”然后三人一起步入洞房。
其实，名旦张君秋在1950年代就曾把《怜香伴》搬上京剧舞台，不过情节大变，崔笺云与曹语花的关系被全部隐去，两女同嫁一夫的情节变成小姑帮哥哥娶嫂嫂。
“昆曲里，诸如上述露骨的情话并不少。”周东亮说，锡剧不过百余年历史，不像昆曲，有漫长的五六百年的历史，数百种曲目。锡剧要出新，可以将昆曲、京剧的曲目移植过来。
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对一个剧种来说，编剧的培养很重要。从前的编剧都是跟着剧团走，他们知道戏在哪儿，有些编剧的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但他知道怎么编出好看的戏来。现在的戏曲编剧太少，钱来得慢，有这个功夫不如去编电视电影了。”
“要是排一些被禁的老戏，尺度上也应该没有问题。比如《大劈棺》什么的吧，棺材一劈，人头飞出来，但舞台上表现那种恐怖，远不如影视的效果。所以戏怎么改、怎么排、移植什么，这很关键。我们反对低俗，《双推磨》原来就是淫戏，50年代戏改，这出戏改得非常好。”
天冷书场热
上世纪50年代戏改，“改人、改制、改戏”。现在改，也是改人、改制、改戏，方向完全不同。不单是锡剧团，同样面临压力的还有京剧院、昆剧院、扬剧团、评弹团……十年走来，悲喜交集，但也早已习惯。
姜永春是省评弹团的团长，前几天他在镇上说新编长篇评话《昆明血案》。一人一桌，一把扇子一杯茶，一气说上两个钟头。在2004年正式改制前，他每年要说250-260场书，一年到头有八九个月都在外面。
苏南每个乡镇都有书场，历来是茶馆兼营的，就像《沙家浜》里的春来茶馆，七星照，来的都是客。茶市既罢，将桌凳稍加调排，就成书场了。场地不大，能容纳一两百人，票价很低廉，付个一两块钱就能听上两个钟头的“书”，喝上清爽的绿茶。来的九成以上是老人。最近天冷，书场里面倒是火爆得很，有的大清早四五点就来了。“南京大排档去过吧，就有苏州评弹。那些行头好的、姿态端庄的，一看就是我们团的演员。”
“现在全民经商，书场不行了，毕竟是小本经营。”姜永春说，仅凭低廉的票价，远不够支付演出费、房租、水电、茶叶钱，但当地政府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对书场实行补贴。姜永春早跟书场签了四年合约，两三百元票房收入加上演出补贴，一天下来有三四百块进账。
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是苏州评弹最辉煌的时候。当时的评弹演员没有团体，也没有组织。建国以后，各个市成立团体，但演员都不愿意加入，因为演出收入远远高于工资。当时一位著名的评话演员在上海演出一个月的收入，在苏州买了套房子，300多平米，这套房子现在价值一千多万。那时银行、税务局的职员都要来说书。“评弹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评，就看你对历史、政治把握到什么程度。解放后，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评话也放弃了针砭时弊的传统，这是把我们擅长的丢掉了。”姜永春说。
“现在的听众已经不是当年的听众，评弹要有市场，就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现在也说《包公》《玉蜻蜓》《珍珠塔》，但里面的包袱全部都是新的。还有一条路，就是更新书目。现在的苏州评弹有说袁世凯的，有说孙中山的，有说民国时代的，还有说文革时代的。”所以，早上起来，看报纸、上网收集资料是姜永春每天必做的功课，把有机的信息插到台本里去。
“日本札幌也有说书的团体，他们每年只面向皇室表演，当他们来我们这里面对真正的观众表演时，他们非常兴奋。”但姜永春看出来，他们的表演已经落后了。“所以我要说，任何一个行当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要让它在市场上扎根。当然，政府的支持关怀也是离不开的。”姜永春说。
□快报记者 陈曦
无锡锡剧院今年7月改制
小王彬彬：我就一个推销员
这几天天气已经冷了不少，无锡锡剧院的演员们又来到江阴的璜土演出。即使露天演出非常考验演员的吃苦能力，尤其是冬夏两季，但在今年的演出中，这样的露天搭台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
今年7月21日是锡剧团正式改制的日子，自此以后，锡剧院就和无锡滑稽剧团、歌舞剧院等几家单位转企成立了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原来享受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开始投奔市场化的大潮。他们正在剧团改制的阵痛中寻找未来。
“我就一个营销人员”
10月份25场演出，这个数字几乎刷新了锡剧院的演出纪录。作为改制后的第一个“黄金十月”，锡剧院打下一场漂亮仗，但这种成绩还会不会持续，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保证。
事实上，不少人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这几年锡剧的市场正在慢慢萎缩，观众又呈现老龄化，要一下子开拓新的市场，并非易事。 “观众在减少，剧团的人员又无法分流，供需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没办法，只能去找市场。”无锡锡剧院常务副院长、有“小王彬彬”之称的王建伟说。
虽然从计划经济走来，但生于戏曲世家的他深谙一个道理，那就是戏曲要赢得市场还是要靠演出。其他商业可以从广告上受益，但在锡剧这里行不通。而要打造锡剧的产业链，就目前来说，又显得像水中捞月般可望而不可即。唯一能抓住的，也就是演出市场。
“多出去演!”小王彬彬说， “锡剧最开始的时候走的就是市场化路线，那时候不依靠政府，也没有媒体，完全就是演员们走到一起搭台唱戏。观众是否认可就决定了你是生存下来还是被淘汰。”
为此，早已是角儿的小王彬彬动用了不少自己的关系市场，因为很多喜欢锡剧的人认可他，这个月的演出也一下子多了起来。去乡镇一场戏均价两万，这在演出市场还算是高的。“我就一个营销人员。”他说。
“要在无锡城里演，进人民大会堂的场租费就至少要两万，这还不算上装台布景等的费用。去乡镇演的话，交通费是高了，但整个成本不到城市演出的一半。”剧团书记吴明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高额的成本，加上城市观众群的萎缩，让锡剧团更愿守住乡镇这块领地。“锡剧在农村的群众基础还不错，周边一些乡镇企业家为了回馈社会，或者是企业里搞活动，就会邀请剧团去演出。”
靠这些演出的收入，一方面维持了锡剧团的日常开支，另一方面也成了弥补职工心理落差的最好安慰。
困难重重的改革
“困难重重。”王建伟谈起剧团转制时说。
“第一反应还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事实上，当改制的消息传来时，剧团的成员之间就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暗涌。有人支持，有人担忧，也有人持观望态度。
政府还会像以前那样重视锡剧吗？剧团到市场上去能否生存？演员们的待遇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些问题让改制中的锡剧院不得不面对。
“原来政府对艺术团体是大包大揽，虽然解决了剧院生存的后顾之忧，但也遗留下了很多弊端，人浮于事、内部不竞争、吃大锅饭、总体实力下降，因此剧团的改革势在必行。”王建伟说。
但在锡剧院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欢迎改革。一些习惯了政府买单的老同志，面对要到市场上“放养”的未来，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在此之前，即使是团里最差的同志一个月也能拿2000多元，即使不出去演出，日子也挺好过。加上有些人搞副业搞得比较好，或者是因为家庭的特殊原因，重心已经从锡剧上转移了。”小王彬彬告诉记者，“但改制之后，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检验，只是他们的观念上还不能一下子适应过来。”
中青一代显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不安，他们把青春交给了剧团，最后迎接他们的不知会是怎样的结局。抱怨、不满、悲观、担忧，各种各样的情绪随着改革的到来，沉沉地笼罩着整个锡剧院。
在阵痛中寻找答案
改制之后，政府没有撒手不管，依然对锡剧采取保护政策。现在，还是保持和原先一样的70%财政拨款，并且让新成立的演艺集团搬去政协所在的地方，硬件有了改善。
对人员的处理办法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员工在改制前退休的，依然享受事业编制的待遇。在考核上，则是拿出绩效工资的30%与演出的场次挂钩。这让团里的抱怨情绪稍稍得到了平复。
虽然后方保障并没有一下子撤走，但今后怎么样谁都说不准。要让锡剧完全商品化，显得道阻且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地方剧种，要完全靠市场，困难是毋庸置疑的。”吴明龙说，“锡剧一方面承担着传承以及文化保护的责任，另一方面它的地域性极强，要普及显得并不实际。”吴明龙最为担忧的是，锡剧作为市场主体之后，在人才培养和精品创作上都会受到影响。
锡剧团的蔡瑜是青年演员中的中坚力量，从事锡剧将近二十年。她告诉记者，和她一批进来的30多个演员中，已经有一半改行了，而比她小的一批演员中，留下来的更少。
年轻演员在流失，改制后剧团对艺校学生的吸引力在锐减，再加上一批老同志难以像年轻人那样积极冲到前线，营销人员也缺乏，锡剧团在改革的同时，陷入了人才窘境。
“就像企业认品牌，在这一行，认的还是明星。”小王彬彬坦言，“明星需要接受市场检验，而现在锡剧团能被观众追捧的明星并没有很多。”
听说楼下的歌舞剧团高薪从全国挖来几名年轻人后，小王彬彬心里也直痒痒。“可我们是地方戏曲剧团，这一招无法实施。人才很重要，这需要懂行的人有眼光地去挑选培养。”
吴明龙建议，在整个剧团还未形成足够的自我造血能力之前，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搭建好剧目、人才、资本等优化配置的平台，尤其在锡剧进行一些公益类的活动时给予一定的支持。
“未来怎样我不知道。”王建伟说，剧团的改制正在阵痛中寻找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改革会越来越被接受。”
□快报记者黄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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