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公主的婚姻“杯具”相当多
 |
 |
 |
 |
◎皇帝的女儿要嫁人，谁敢出面保媒
◎公主婚期将近，皇帝老爸为何要悔婚
◎小小芝麻官用啥办法把县里的“剩女”都嫁了
“剩女”当道的今天，各家婚介机构里，榜上有名的多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出生的“高龄”女青年。或者忙于事业，无暇谈情说爱，或者挑三拣四，非要找个十全十美的好丈夫。“剩女”们让嫁女心切的父母操透了心。不过，值得安慰的是，纵观古代婚姻史，嫁女儿向来不易。不信你看，就连皇帝的女儿也愁嫁。
明朝的皇帝为啥偏爱平民女婿
明代皇室有规定，大凡公主的婚配，多选择民间英俊善良的男子，不许文武大臣的子弟娶公主为妻。
皇室为什么有这么奇特的规定呢？原来，明朝的皇帝非常忌讳外戚干政，担心大臣武将用子女联姻的手段来干预朝政，甚至发生抢班夺权的危机。为了彻底斩断外戚干政的危险，明皇室便下了死命令，不许皇家和大臣武将联姻。所以，皇家公主的婆家往往都是寒门之辈，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地位，也就不会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力。从洪武大帝到崇祯皇帝，虽然宦官干政的危险没有消除，在特定的年代还非常剧烈，可是，外戚干政倒是有效地避免了。
明代皇室的公主都是金枝玉叶，掌上明珠，对她们的婚嫁，皇家自然都极其重视，无不是千挑百选，风光大嫁!
于是，民间男子争当驸马爷，成为明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由于官府和民间脱离，皇家又高高在上，如何了解驸马爷，如何挑选驸马爷，成了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的鉴定方法，只能靠口碑相传和别人的推荐。驸马爷的好坏高低、优良中差，也就完全凭一张嘴而已。
谁才敢长一张给皇帝家做媒的玲珑嘴呢？自然是皇帝家最亲的人了。而离皇帝最近的莫过于宦官，于是，为公主牵线搭桥的人，大多是宦官。遇到道德品质良好的宦官，自然会尽心尽力地为公主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倘若遇到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自然会从中以权谋私，这就给民间骗婚之辈留下了一个出口。于是，有众多民间男子，挂羊头卖狗肉，通过贿赂宦官近臣，向皇室骗婚，诈娶公主，谋求富贵。这种事在明代简直是层出不穷，堪称一个个历史奇闻。
皇帝秘密调查准女婿，才知对方是骗子
明弘治八年(1495年)，民间有个大款叫袁相，他向内宫太监李广大肆贿赂，目的就是请李广帮自己娶到一位公主，让自己可以攀龙附凤。李广便利用各种机会，极力向弘治皇帝推荐袁相，对其大肆吹捧，漂亮话说尽了。弘治皇帝信任李广，便同意招袁相为女婿。弘治皇帝还亲自召见了袁相，感觉还可以，便和袁相的父母约定了大婚的日期。
不料此时，突然有人告发了李广和袁相的骗婚阴谋。弘治皇帝立刻派人调查，经查明，李广接受了袁相许多的贿赂，而坊间对袁相的评价并不高，远远不是李广说得那么高、大、全。这下子，弘治皇帝恍然大悟，龙颜大怒。可是，袁相和德清公主早已经定好了婚期，从风俗习惯上已经是铁板钉钉，不容更改。可是，弘治皇帝怎么能容忍把女儿嫁给一个骗子呢？于是，他逆势而为，推翻了婚期，下一道圣旨废了袁相的驸马，另选了新的驸马给自己的女儿。
袁相骗婚功亏一篑，让弘治皇帝惊出一身冷汗。弘治皇帝虚惊一场，好在德清公主完好无损，没吃骗子的亏。在这一点上，他比后来的嘉靖皇帝要幸运得多。
嘉靖皇帝悔婚，只因公主准婆婆是二奶
嘉靖六年(1527年)，皇室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通过太监、女官的极力推荐，皇室选定了一个叫陈钊的男子，并和陈家定下了婚期，永淳公主即将“下嫁”。谁知，天公不作美，世间有“小人”，有人向皇家告发说，陈钊家族世代患有恶疾，而且生母是再婚，且做了别人的小妾。把堂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即公主未来的婆婆是个“二奶”，实在是有辱皇室的尊严!
嘉靖皇帝接到举报的奏折，一下子头都大了。经过调查，陈钊的亲生母亲果真是个小妾。于是嘉靖皇帝二话不说，马上悔亲。可是，公主的婚期已经昭告全国了，推迟婚期，总得有个理由。如果告以真相，说皇帝家被人骗了，这不得让天下百姓笑掉大牙吗？为了挽回皇室的面子，嘉靖皇帝赶紧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马。经过千挑万选，终于挑中了一个叫谢昭的男子。这次，嘉靖皇帝可不敢再轻信人言，非要亲眼审查驸马人选，于是，他接见了谢昭。谁知亲眼一见，嘉靖皇帝狂怒不已，原来这个谢昭天生秃顶！显然，这个谢昭是个丑八怪！
在公主婚嫁问题上，嘉靖皇帝这个老丈人当得很闹心。不过，谢昭丑归丑，据说人品还不错，这多多少少也能给嘉靖皇帝一点安慰。再说到万历皇帝，他可比嘉靖皇帝烦恼得多了。
太监保媒不靠谱，驸马爷新婚满月就病死
万历十年(1582年)，万历皇帝的亲妹妹永宁公主要选驸马。风声一出，举国震动，民间众多男子蠢蠢欲动。北京城有个姓梁的富豪，贿赂大太监冯保，让梁家子弟梁邦瑞参与驸马的海选。经过重重审查，梁邦瑞在大太监冯保的运作之下果然中选。可实际上，这个梁邦瑞早已重疾在身，病入膏肓了。
大婚的时候，这个梁邦瑞就出了一个大乱子，在婚礼现场大流鼻血，连婚袍都被染红了。可是收受了梁家大肆贿赂的太监们，眼见事情要败露，急中生智，便撒谎说道，大婚见红乃是新婚喜事。于是，众人一通连骗带哄，硬是把大明帝国的永宁公主推进了梁家大门。
梁邦瑞已经病入膏肓，自然无法行人伦之事，新婚刚满一个月，梁驸马便一命呜呼了。永宁公主寡居了数年之后也抑郁而死。一位帝国的公主，皇帝的亲妹妹，竟然被坑成这般惨景!万历皇帝也无可奈何，唯有黯然长叹。
上述三位驸马，哪个不被说成是相貌俊美、心地善良、身体健康、人品难得的英才？其实都是名不副实，“挂羊头卖狗肉”，最后蒙混过关。向帝王之家骗婚，没得手的人遭到了报应;也有的骗子得手了，损人利己，连皇家也无可奈何，这真是古今奇闻！
裴钰 摘编自《明朝男女的真实生活》
宋朝“剩女”，
没嫁妆就当一辈子老姑娘
皇帝的女儿愁嫁，是因为皇家提供的嫁妆丰厚，前来“应聘”的人太多，以至于常常挑花眼，失了手。平头老百姓家的女儿，之所以不好嫁，往往是因为嫁妆不够多、不够好。特别是在追捧高额嫁妆的宋代，很多女子一不小心就“杯具”了。
宋朝男人流行“吃软饭”
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宋朝初期开始，两宋时期愈演愈烈。到11世纪中期，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
比如，范仲淹（989—1052）在1050年制订支出的规则时，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女儿出嫁的陪嫁远远高出儿子娶妻的费用。
嫁妆的走高，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宋代大诗人苏轼也难逃陈规陋俗，曾在文章中记载他借了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的事情。一个叫蔡襄（1012—1067）的人，11世纪50年代任福州（福建）州官时，发布文告批判这种嫁女的习俗，他指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然而，与他颁布的文告背道而驰的是，男人在选择妻子的时候，满脑子只盯着嫁妆的厚薄。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怖。”
司马光发现贪图嫁妆的风气在要做公婆的人当中蔓延，他确信把婚姻当作买卖对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坏事。新娘不会因嫁资受到保护；相反，她还会为此陷入险境。在司马光看来，嫁妆还会引起品行败坏。司马光因此鼓励“有丈夫之气者”打消用妻财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会关系升迁的念头。
按照嫁妆多少挑选新娘
一个世纪以后，对嫁妆的批评仍未减少。一个叫袁采（约1140—1195以后）的人曾指出，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在女儿很小时就为她们的嫁资做出预算，将不得不“……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
袁采还谴责媒人用夸大女方嫁资的办法引起男方家的兴趣。按照嫁妆的多少挑选新娘显然十分普遍，以致一位学者费心地指出一位姓边的妇女从未这样做过，她既不按嫁妆的厚薄挑选儿媳，也不在儿媳们来到自家后，依嫁妆的多少给她们不同的对待。
十四五岁的穷姑娘自己干活赚嫁资
嫁妆的走高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南方的边远地区，十四五岁的穷姑娘们已经开始干活赚嫁资，这样家庭就不必为她们操心那笔费用了。判官看到既无财产又无功名的父母给女儿一块地做嫁妆的一部分，丝毫不感到惊讶，有一个案例涉及到一户不识字、有儿子的家庭，但不妨碍他的姐妹得到一块山地做嫁妆。有些宋代官员感叹办嫁妆花费太大，以至于有的姑娘不能结婚。一位官员甚至把杀女婴的原因归结为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
侯可（1007—1079）任华成（四川）县令时发现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他的办法是按照家庭财产设计一个适当的嫁资指标，并宣布，超过规定数量的将受罚。法令颁布后一年之内，已没有一个未嫁的老姑娘。
孙觉（1028—1090）在福州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他简单地发布一个命令，规定嫁资不得超过100贯，这一个动作立刻促成了几百桩婚事。
伊沛霞（美） 摘编自 《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