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美术活动非常兴盛。木刻作为当时主要的美术样式，是延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革命美术形态，产生了一批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但彼时延安也仍有人坚持油画创作，并由此引起了美术界广泛的争议，这就是1942年发生在延安的著名的“马蒂斯之争”。

　　庄言曾送给毕加索一批陕北剪纸

　　庄言（1913－2002），出生于江苏镇江，中国现代著名画家。1937年他参加革命，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2年庄言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专业。1937年10月，他和胞弟庄玄一起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毕业后，庄言被派驻武汉工作，先在武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后来到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参加抗敌演剧第三队。

　　1941年庄言调入“鲁艺”，在美术部美术工场工作。1943年，庄言随“鲁艺”美术系下乡，途中，他收集了一批陕北剪纸，从中复制了一些鹰的图样，托人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转给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毕加索以示祝贺。

　　庄言1945年在军调部驻绥远执行小组任新华社特派记者，1946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任研究员。其间，他与人合作创作了《赵天顺翻身》等一批油画连环画（洋片），在群众中放映，由中央乐团的同志配唱，很受欢迎。

　　由于包括油画材料在内的各种绘画材料极度匮乏，在延安想要经常从事油画创作十分困难，因而油画的普及也受到很大限制。木刻几乎成了“鲁艺”美术系学生学习的唯一画种，在美术系任教的油画家王式廓、王曼硕和莫朴等人都不得不学起了木刻。在这种情况下，庄言怎么还能坚持画油画呢？原来，庄言1941年来延安时，随身带了一些油画颜料。延安没有油画布，他就找来一些图画纸刷上胶代替；没有调色油，他就用煤油调色，煤油调色还有个优点，就是干得快，画完马上可以放进书包。

　　油画家“玩弄色彩”惹来不满

　　1942年2月，庄言参加了以马达为团长的“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在赴黄河前线慰问守卫部队官兵的途中，庄言以亲眼所见的山川、田野、窑洞、农家、农民等为题材，画了很多幅油画，内容全部是反映边区风土人情和农村、部队生活的。

　　1942年5月下旬河防将士慰问团回到“鲁艺”后，庄言选择了部分作品，和马达、焦心河一起举办了三人作品联展。展出的作品中除了有马达和焦心河的木刻与速写外，还有庄言所创作的多幅油画作品，这在“鲁艺”乃至延安的美术活动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给参观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然而，庄言万万没想到自己展出的油画作品居然在“鲁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从前方回来的“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参观展览后认为，前方在打仗，延安却有人在画田园风光，玩弄色彩，这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延安的《同人》墙报出了一期专刊，对庄言进行尖锐的批评。江丰、胡蛮等人撰写文章，激烈批评画展“暴露”出来的“错误倾向”。他们认为庄言不顾战争年代的气氛，醉心于马蒂斯、毕加索的色彩和形式，是不符合革命实际需要的，“在延安公开提倡这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歪曲形象，并专在艺术形式上做功夫的所谓现代派绘画是错误的”。

　　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前者开创了具有独特形式与强烈色彩的野兽画派，后者是现代艺术（立体派）的创始人。野兽派绘画不讲究透视和明暗，用色狂野，画面缺乏确定的形式；立体派绘画则更显抽象化倾向，对物质对象的形式进行最大限度的肢解和拆毁，图像是由稠密繁多的色块所组成的纯粹抽象表现主义。其实，将庄言的油画归结为马蒂斯、毕加索一类绘画风格，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

　　当时正值整风运动期间，“鲁艺”全校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猛烈批判。各种近现代西方美术流派都发源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因此自然全部都在否定之列。应《同人》墙报编委华君武的请求，庄言在接着刊出的一期《同人》墙报上发表了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明确指出：“战争生活并不排斥色彩和形式，要是能达到完美的效果，什么形式都可以采用。”但这一声音很快淹没在“一边倒”的批评声中。

　　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

　　“马蒂斯之争”还牵涉到“鲁艺”的办学方针和艺术教育的方向等问题。

　　抗战时期，尽管延安的生活也很艰苦，但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远离战火，相对和平的环境及战时共产主义的物质保障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较好条件。在走向专业化与正规化的过程中，“鲁艺”的艺术教育偏向学习古典大师，美术系向西洋画学习技术，创作构图复杂、大场面的作品，戏剧系表演大戏和外国戏，文学系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等，这种倾向使“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前方的普及工作与后方的“关门提高”、“大、洋、古”的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其教育方向与抗战的现实环境似乎发生了矛盾。

　　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扬对“鲁艺”的艺术教育问题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他专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一文，把有的同志在绘画主张上“热烈地爱上了马蒂斯”这一现象，归结为当时“鲁艺”艺术教育的“糊涂观念”。周扬在检讨中说，“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成了关着门提高的错误。“鲁艺”作为艺术专门学校，注重技术学习是对的，但“鲁艺”也是一个革命的艺术专门学校，艺术性与革命性必须紧密结合。

　　“马蒂斯之争”风波后，“鲁艺”对艺术教育的方向与方法进行了改革，更加面向生活、面向群众。这场争论虽然不了了之，但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它表明延安美术将革命现实主义奉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主题内容摆在绝对重要的位置，把为革命斗争服务作为中心工作。

　　吴继金/文 摘编自《钟山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