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下午，四川达州开江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某、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某和崔某，开着警车进入开江县回龙镇一个早已被政府封堵的非法开采煤矿，不料3人全部疑似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事后当地政府通报称，此3人属于非公行动。张某3人为何要进入已经炸封的煤矿？开江县城里被说得最多的是，“最近煤价高涨，3人想去看看该煤窑的煤炭资源如何，然后伺机想办法挖煤”（见本报今日报道）。

　　明明是去找煤、“看看煤炭资源如何”的，却不成想竟成了一去不回头的“找死”——一起殒命非法煤矿，三位副局长官员的这一遭际，站在人道的立场，或许值得惋惜，但从行政生态、公务管理的角度看，显然又不太值得同情。

　　《公务员法》早就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而针对官员入股或参与煤矿经营，2005年以来，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更是三令五申，一再下发专门通知禁令，强调官员不得投资入股煤矿，必须“限期撤资”并“严肃处理”。

　　然而，上述四川开江三名官员的行为却再次表明，这些通知禁令并没有完全起到禁止官员“私入”煤矿牟利的作用——如果不然，三名官员何至于敢如此大张旗鼓地开着警车“考察”煤矿资源，而且是已被查封的非法煤矿？

　　其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张某等三人的做法其实并不突兀、孤单，类似这样的官员“私入”煤矿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可谓都是比比皆是。如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就有：“陕西横山7官员入股煤矿”，“湖南桑植县发改局原副局长文津生等人入股村办集体煤矿，非法获利700余万元”，“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原副局长王西平入股煤矿受贿1330万”，而更离奇荒诞的还有，“陕西神木法官张继峰180万入股煤矿，分红660万，因近两年未分红状告煤矿”。

　　显然，与上述这些大获红利的入股官员相比，张某等三名官员“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遭遇，或许确有某种不幸、可同情之处——毕竟，“钱未赚到手，人就死了”。但问题是，如果这种同情可以成立，那么谁又来同情明令官员不得入股经营煤矿的国家法律、法治秩序？

　　所以，对于张某等三人殒命煤矿事件，当地政府不能仅以“非公行动”、“系个人行为”便撇清责任、大事化小，还要进一步追查：类似这样的官员私入煤矿现象，在当地还有多少？禁止“私入”的国家法律、国务院禁令，为何没能得到不折不扣的严肃执行？无疑，只有这样的追查真正到位了，“私入”现象才可能真正避免，进而也能防范类似“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样不幸事件的发生。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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