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11月2日《新京报》）

　　这场“被上楼”运动的本质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考虑，间接地剥夺了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其中的收益进入了地方财政的腰包。一场“农民被上楼”运动正在各地发生——无数的村庄正在“被消失”，无数的农民失去庭院，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

　　原来，为了确保我国耕地红线，引导地方政府节约用地，国土部2008年正式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但旨在节约土地的“增减挂钩”机制，很快变成各地搞土地财政的利器。山东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每年复垦一部分换来新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由此每年的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

　　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是所有权，却是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八条都明文规定：宅基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是谓“宅基地使用权”。村民的这种权利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一样，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如今，村民的宅基地也开始遭到公权的侵害。由于畸形的对上负责的官员激励机制，旨在保护耕地的“土地增减挂钩”机制，在执行中本末倒置，成了剥夺村民宅基地的借口。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土地收益而积极行动，而很多农民却并不情愿，很多时候甚至是被“逼上楼”或“打进楼房”。比如，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被整体拆迁，但农民公寓还要村民补差价购买，购买不起楼房，村民徐传玲于去年10月自杀；山东诸城也因强拆发生过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

　　村民离开自己的小院，被“打”进楼房里，但很多新房子没有宅基地证，也没有房产证，只有一张集体土地证。这制造了新的产权问题，“被上楼”不仅是个别地方使用暴力手段把农民“打进楼房”，从法律角度看，更是将长官意志强加于农民意志上，触犯了本该属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村民才是自己宅基地的主人，要不要上楼本是由农民自己说了算。这种主人的权利不能在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的宏大叙事中被忽视、被侵害，执政者宜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