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9月20日中午，朱志恒在家被人围攻、冲砸后“离家出走”。40天内行程遍布合肥、北京、成都、重庆、广州、南京、杭州、苏州、常州、沈阳、秦皇岛11市。

　　10月13日，福建一家维权网站刊发了一篇由两位“特约记者”撰写的《黑社会组织步步追杀，基层党支书亡命天涯》的稿件。

　　10月14日，该网站再次刊登跟踪报道《颍上县慎城镇朱志恒逃亡何时有个尽头？》。上述两篇网贴发布后不久即被屏蔽。

　　10月23日，《合肥晚报》刊登了一篇不足600字的报道，这是“社区书记逃亡”故事，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且被“定性”。后来以“社区书记得罪开发商被迫逃亡”为题出现在国内数十家网站的醒目位置。

　　10月25日，在朱志恒“逃亡”的第36天，公安部签发通缉令——被朱志恒称为“黑社会”的曾经的“把兄弟”卜凡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通缉。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安徽颍上、合肥

　　45岁的颍上县慎城镇张洋社区党支部书记朱志恒，在最近3个月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先是中年得子的他，在一场车祸中意外丧失了6岁的宝贝儿子；接着，私家车被人不明不白地“放了气”、扎了胎；再接着，曾经风光无限的社区干部，家被人围攻、辱骂，颜面扫地……

　　《合肥晚报》的报道称，“在被几位朋友转换了几辆车子”，朱志恒才从被人围困的家中逃离，从此，走上了“逃亡”之路。“社区书记得罪开发商被迫逃亡”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不胫而走。各方评论铺天盖地而来，却鲜有人细究上述几件事背后的真伪与联系。

　　早报记者经多日调查得知，这场已演变成“逃亡天涯”的公共事件，原本是当事人为了排遣负面情绪的“散心之旅”，然而，由于机缘的一再丧失，原本有望和解收场的事件却不断恶化，从此走上了“逃亡”的不归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局外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场“局”中。

　　“逃亡”：40天，11个城市朱志恒说，每个城市他会呆上一两天甚至更长，他频繁地换宾馆，偶尔出门会刻意戴一顶遮阳帽，往返两个城市之间要么乘飞机、要么“包车”，每到一地换一个手机号码。

　　“就感觉有人在追杀我，好像后面就有一把枪抵在我的脑袋上。”10月30日上午，在合肥一座四星级酒店、折后价为568元/天的豪华套房里，第二次与记者相见的朱志恒讲述自己的“逃亡”之路，语气已经非常平静。

　　此前，在经历了一连串异常事件之后，特别是9月20日中午，在家被人围攻、冲砸后，朱志恒选择了“离家出走”。他先是从家乡——安徽阜阳市颍上县，转车来到合肥。次日上午抵达北京。

　　后来的一连串举动，基本能映照出朱志恒此时的心境：在京逗留的3天期间，社区书记朱志恒先是给几位镇领导发了相同内容的一条短信，大意是：感谢镇领导对自己的关心，这次出来是为了想散散心。后来，他甚至还补交了一张请假条，内容也大致相同，称自己身体和精神最近都不太好，特请假两个月看病休养。

　　但接下来的几天，朱志恒突然关闭了自己的手机，与外界的日常联系从此中断。事后，他向早报记者回忆了这40天的经历：先是从北京飞抵成都，然后坐动车转达重庆；再从重庆飞到广州，休整一天后，朱志恒又飞到了南京，进而在杭州、苏州、常州等多个城市间辗转。此后，行程又扩大到沈阳、秦皇岛等。

　　每个城市他会呆上一两天甚至更长。朱志恒说，他频繁地换宾馆，整日地把自己“圈”在酒店里，偶尔出门会刻意戴一顶遮阳帽，不轻易坐火车，往返两个城市之间要么乘飞机、要么“包车”，每到一地更换一个手机号码。

　　他说，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羔子”会追杀他。在朱志恒的贴身旅行箱中，除了日常的生活装备外，还有一沓已打印或复印好的厚厚的“举报材料”。

　　“羔子”是一个人的绰号。在颍上县，这个绰号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他的本名——卜凡勇。在后来的媒体报道、朱志恒家人的描述及网上的诸多帖子中，“羔子”被描绘成一个具有黑社会气质的人：他手下数百，经常出现在颍上县大大小小土地拆迁、土地整理及工程施工的现场。

　　在颍上县，当地人士多刻意回避有关“羔子”的话题；颍上县公安局相关人士也不愿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黑社会”的认定不是随便说说的，要有足够的证据和复杂的要件构成。当地一位村镇干部说，无论是拆迁还是新城开发，都需要“羔子”这样强硬手段的人，“有些老百姓得寸进尺，政府能拿他怎么办？但‘羔子’可以对付他们。”

　　外界鲜为人知的是，朱志恒积怨的仇人——“羔子”，在过去数年内，曾是朱志恒的好邻居、好朋友，两人甚至还是“结拜兄弟”。如今，朱志恒很反感别人提到这点，“什么结拜兄弟？是‘羔子’想攀附我们几个村干部，利用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来蒙蔽老百姓，搞他的某种利益。”朱、卜“结义”的四兄弟中，其余两位也是村镇干部。

　　朱志恒更愿意向媒体谈论他的恐惧、害怕，以及他是出于维护社区公共利益才得罪人的。逃亡时“睡不好觉啊”，他说，“吃安眠药。别人一次只吃一片，我要吃3片。”他从包里掏出一瓶“褪黑素胶囊”，这是一款保健品，而不是记者想象中的、通常治疗失眠的安定片。

　　犹如惊弓之鸟的状态在10月23日得以终结。当天，《合肥晚报》A8版头条刊登了一篇不足600字的报道，后来以“社区书记得罪开发商被迫逃亡”为题出现在国内数十家网站的醒目位置，并引来大量评论。报道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北城区作为县新城区开发，引起多方前来争夺土地或建设工程。社区书记朱志恒希望公开竞标，由此得罪某方人员，6岁的儿子被卡车碾死，自己遭到恐吓、围攻，被迫走上逃亡之路。此事惊动阜阳各界，警方也已成立专案组深入调查。”

　　这是“社区书记逃亡”的故事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且被“定性”。早报记者经多日调查发现，这篇充满着惊悚和悲情色彩、并惊动安徽省主要领导的报道，至少从现有证据看来，存在着若干瑕疵及因果关系的失实。颍上县公安局、检察院相关人士称，从现有证据来看，朱志恒的儿子出车祸，仅是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并不涉及到雇凶杀人或者蓄意谋杀。而这件事之所以被朱志恒反复提起，不排除他有想以此引起公众关注和同情的目的。

　　媒体朋友策划“逃亡”卖点

　　一位媒体工作的朋友告诉他：“第一个帖子不好发”，并帮他提炼出了该事件可供炒作的“卖点”：一位基层组织官员与黑社会的较量。

　　如今看来，朱志恒起初并没有打算“逃亡天涯”，虽然他一再强调他当时处境的危险。事后，他对早报记者说，在最初离家出走的几天，他一直盼望着事情能很快得以了结：扎破他车胎、砸烂车窗的人能被抓到，冲砸他家的闹事的人能被抓捕、得以制裁，自己也有个稍微体面的台阶可下。“和解处理掉最好。”

　　这种尝试与努力，能从这件事情中看出端倪：9月22日，朱志恒出走第三天，朱志恒通过朋友找到了《中国记者视界》杂志执行主编储继玉，向其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希望储继玉能发函到阜阳市、颍上县相关部门，通过给对方施压的方式，促使相关部门重视并解决他的事。

　　10月4日晚上，朱志恒与其直属领导——颍上县慎城镇党委书记徐东辉通了电话，“聊了一夜”。两天后，徐东辉、慎城镇人大主席李先平、颍上县城建局原局长张志刚等人在南京一家酒店先后与朱志恒相见，众人劝朱志恒回去。

　　10月10日，颍上县公安局一位领导、徐东辉等官员再次前往南京与朱志恒见面。这次，颍上县公安局刑警队的王警官还对朱志恒做了笔录。

　　上述两次会见的详情，如今各方不愿详谈。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验证了朱志恒的心态已发生微妙变化：他从“离家出走”，转化到走向“逃亡”的状态。

　　10月13日，福建一家维权网站刊发了一篇由两位“特约记者”撰写的《黑社会组织步步追杀，基层党支书亡命天涯》的稿件；次日，再次刊登跟踪报道《颍上县慎城镇朱志恒逃亡何时有个尽头？》。不过，上述两篇网帖在发布后不久即被屏蔽。

　　“我决定撒开手大干了，不再抱幻想了。”朱志恒向早报记者回忆，也是在这时，他开始一方面向中央、省市纪检部门的电子邮箱发送举报信，一面通过朋友向媒体求助。上述两篇网络报道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

　　一个至今仍不会使用电脑打字的支部书记，为何能娴熟使用“亡命天涯”、“逃亡”等“天涯体”词语呢？对于记者的疑问，朱志恒说，这是一位在安徽某经济类媒体供职的朋友吴信（化名）帮他“策划”出来的。吴信还称，“第一个帖子不好发”，并帮他提炼出了事件可供炒作的“卖点”：一位基层组织官员与黑社会的较量。

　　随后，在吴信的帮助下，《合肥晚报》刊发了那篇引起公众关注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撰写这篇报道的作者，并非《合肥晚报》的记者，而是安徽一家法制类网站的负责人。多位人士向记者证实，这位叶姓作者通过在该媒体的一位朋友——当日的一位值班编辑，将未经核实的这篇稿件刊登。

　　土地拍卖的幕后交易

　　拿出1000万元“打点”两位竞标对手及相关人员后，卜凡勇的老板顺利以5100万元的低价将地拿到手中，这块地当时的市场价值应在1亿元左右，如今已升值至近2亿元。

　　在媒体的最初报道中，社区书记朱志恒的“逃亡”是以具有正义感的悲剧英雄的形象出现的。媒体报道称，因为朱志恒所在的张洋社区有一个不错的工程，不少开发商均想“抢食”这个工程，而朱志恒希望以招标的方式公开竞争，结果得罪了某些开发商。

　　在写给省市纪检机关的举报信中，朱志恒详述了这个“得罪开发商”的整个过程：2009年12月，颍上县国土局对张洋社区的一宗136亩的国有土地挂牌拍卖，结果安徽阜阳、舒城等地的3个老板分别派出自己在颍上的“代言人”参与竞标。其中，“羔子”卜凡勇是其幕后老板朱总（朱一鑫）的代言人，朱志恒是舒城左总的“朋友”。

　　后来，卜凡勇代表朱总出面，拿出1000万元“打点”两位竞争者及其他相关人员。结果，在今年1月的竞标现场，一家公司主动放弃竞标，另一家公司象征性地举了一次牌，卜凡勇的老板顺利地以5100万元的低价将这块地拿到手中。朱志恒称，这块地的市场价值，当时应在1亿元左右，如今已升值至近2亿元。

　　在这封举报信中，朱志恒也透露，当初，卜凡勇正是找到朱志恒及阜阳的徐总“做工作”，让其他两家公司放弃竞标。当时朱志恒不太愿意，因此得罪了“羔子”。据了解，安徽省、阜阳市纪检部门已收到该举报，正在对举报进行调查核实。

　　如果说上述的“串标事件”仅是朱志恒和卜凡勇结怨的开始，两人的另一次“相遇”则激化了矛盾。相同的是，这次矛盾也缘于张洋社区的土地问题。

　　张洋社区位于颍上县县府所在地——慎城镇的北侧，紧挨着老县城城区。最近几年，颍上县对这些位于城区之北、紧挨县城的新土地进行开发，并成立了“城北新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原本属于农村的张洋村也转化了身份，成为城里的“张洋社区”。昔日的土地也变得“金贵”起来，成为各路开发商角逐的热土。

　　朱志恒与卜凡勇的这次矛盾就缘于一块名为“体育场”地块的纠纷。当时，该块土地已拆迁完毕，需要进行土地平整。颍上县城北新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相关领导委托卜凡勇负责分配失地农民的各种青苗损失补偿费。

　　朱志恒认为，卜凡勇既不是张洋社区的居民，也非公务员，更不是城建局的工作人员，怎么能“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插手我们社区的事”。此外，朱志恒还认为，卜凡勇在分发各种青苗补偿费时，会对自己的亲戚或者与朱志恒有矛盾的人多发钱，“这是明摆着用政府的钱来买我的对立面。”

　　卜凡勇的一位亲戚则给出了相反的说法。他说，政府委托卜凡勇分发青苗补偿费，是因为卜凡勇“在群众中威信高”，且他有铲车、挖掘机等设备，有整理土地的优势。更重要的，卜凡勇的介入危及到了朱志恒作为社区领导的权威，还阻碍了朱志恒“私自分配或者侵吞政府补贴的目的”。巧合的是，朱志恒也经营公司，也有自己的大型挖掘机械设备。

　　早报记者调查了解到，朱志恒与卜凡勇不仅曾是相处多年的好朋友，还曾是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但这些在家族利益和面子面前，有时却显得脆弱无比。据朱、卜两人共同的好朋友、“把兄弟”中的“大哥”蒋汉玉向早报记者介绍，几年前，朱志恒的女婿与卜凡勇的小舅子因各自的私家车发生碰蹭而大打出手，最后虽然“私了”了，但此事仍在朱、卜两人之间埋下了裂缝和阴影。

　　今年8月，朱志恒6岁的儿子遭遇车祸去世。1个多月后的晚上，朱志恒在一家酒店吃饭后，轿车被人用刀具捅了3刀、轮胎也被捅破。这次，朱志恒没有再找两人的“大哥”调停，而是向自己的“老领导”、也是卜凡勇的“大哥”——颍上县城建局前局长、城北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副组长张志刚求助。次日，卜凡勇率领一干人将正在与多位官员吃饭的朱志恒团团围住，破口大骂。朱、卜两家的矛盾终于大爆发。

　　村民联名指控其贪污

　　在颍上，一封由张洋社区40多名村民签名画押、指控朱志恒犯贪污罪的检举信，正被包括卜凡勇外甥在内的“群众代表”送往县纪委、县检察院。

　　在朱志恒“逃亡”的第36天，10月25日，公安部签发通缉令——被朱志恒称为“黑社会”的曾经的“把兄弟”卜凡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通缉。只是令外界感到诧异的是，卜凡勇此次被通缉，与其家人围攻、辱骂朱志恒并无关系，其案由是一起发生在3年前的往年陈案，受害者名为朱小林。

　　颍上县公安局局长柳西才向早报记者证实，警方已成立了专案组，对卜凡勇实施通缉、抓捕。卜凡勇是否涉“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侦查。

　　11月1日晚，早报记者第三次采访朱志恒，沉寂了整整一个白昼的两部电话轮番地响起来，朱志恒从容地一一接听电话。有时，是内部人士向他通报有关他的案件进展及警方抓捕“羔子”的情况；有时，他也会对电话那头作出指示：“你们就说没见到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此时，“圈”在某个酒店房间里的他，更像一个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幕后指挥官。

　　此时，在颍上，一封由张洋社区40多位村民签名画押、指控朱志恒犯有贪污罪的联署检举信，正在被“群众代表”送往县纪委、县检察院。“群众代表”、卜凡勇的外甥陈宝园说：“朱志恒为什么要逃亡？因为他害怕啊！他贪污、搞女人，携款畏罪潜逃。”他呼吁要揪出朱志恒背后的“保护伞”，并大声念出三个官员的名字。

　　“现在就是我想刹车也刹不住了。”朱志恒有些无奈地说。他摊开左右两个手掌，均为断掌纹，“我这种人，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必见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