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这个蛋

　　陆幸生

　　收到一份稿约，内中有北大荒“模式”字样。稿约定下了字数和交稿时间。恰好南方有笔会，邀我参加，“北”方的事情，就此搁下。实际上，是我写不了“模式”。写不了的理由，很个人化，也很感性：宅在上海，回家乡生活，已30多年；当年，在那样的背景和心情中，苍茫北去，今天，面对“模式”，有一种硬要再次被“摁”进去，成为某种统一脸谱的产品的感觉。这都不是我的意愿。

　　如是的题目，太宏大，也非常粗疏，连个前置词都不给。就近70年而言，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就有最初进军东北解放大军的“第一犁”故事，后续的是“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军队屯垦事，中国古来有之。作为以“知青”冠名的后来人，非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无有解说的资格。要说到“北大荒知青模式”，拿过14年国家农工编制工资的我，是有些体会的。

　　2008年8 月末，以“知青列车”为名的老式火车车厢，摆放在南京西路美术馆门口。艺术家的口号是：出发和到达。但这样混沌“浆糊”的朦胧涵盖，不能包括我永恒的怀疑：为何出发，又到达了“哪里”？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连同“文革”本身都早被彻底否定。借用成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请允许简略表述)去劳动；到本该工作的时段，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社会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标尺，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

　　据资料，1968年后，北大荒垦区接收各地知识青年计45万人。至1973年，国家对兵团基本建设累计投资8亿元，而累计亏损10亿元，平均每年亏损1.6亿元。这6年是北大荒垦区经济效益最差的时期。面对几十万知青向国家伸手要饭吃的窘境，1973年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

　　对于北大荒这段历史的经济状况，有人说：是知青用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其言虽壮，而实际恰恰相反，几十万年轻人的到来，制造了黑土地的入不敷出。这在农场大事记中有记载。但这原因和后果，都不是知青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高额成本。如是的家事、国事，应该成为一种模式么？能够成为一种模式么？

　　对“模式”的解读，很矛盾，基本的是“事物标准样式”的“方法”论。再查阅“规律”：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规律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规律以其铁的必然性起着作用。昨天，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184天表达的是“城市创新和持续发展”的规律解说。看来，规律比“模式”准确。

　　我查阅得到的另一个数字是：当年下乡到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为16万多人，其中来到兵团、农场和林场国有体制单位的知青，将近14万。一百个人物、一百种坎坷，便会有一百种令人唏嘘不止的人生。14万人的生存史，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知青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段极其被动的历史。至于，知青用相对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给荒原带来新的气息，那是知青们用自己的单纯和健壮奉献的果实。

　　后有来者，有些对知青“倍增敬意”，原因是我们曾经的生存经历，令人“周身寒栗”。原来，苦难也会成为荣誉的母亲。更有这样的表述：知青运动早就大势已去、尘埃落定，知青这个浩大群体也将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知青一代正在逐渐离开人生舞台中央。我十分认同如是说法。“知青”这个名词，今天的多次重复，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提醒明天和更长久的今后，永不再生。

　　屯垦北大荒，是一部史书，非模式两字可轻佻概括。对“文革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