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出狱能收到“坐牢补偿费”。这两天，多家媒体在议论这个新闻。

　　两个事例出自浙江宁波市象山县。一个，官员李某在工程招标中照顾商人王某，被判五年徒刑，出狱后王某向李某补偿数百万元，李在多个场合表示已经接受。另一个，官员张某等人关照开发商刘某，收贿赂10万元入狱，刘非法获利800余万元，声称要筹措100万元，等张某出狱后补偿。

　　（11月4日《新民晚报》）

　　坐牢还有补偿费，确实让人很不舒服，但就是否犯罪来说，我觉得要认定犯罪，确实勉强。至于事先有“坐牢补偿费”的约定，现在履行，当然应当惩罚，但认定事先是否约定，又是一件很难的事。

　　世上当然没有无缘无故的补偿，行贿人能够送钱来，岂止是义气而已，那一定是因为行贿者从官员腐败行为中的收益更加巨大，而且得以维持。出狱者获得“坐牢补偿费”，可算是私人馈赠。但要看不下去，与其发生以后追究坐过牢的人，何如腐败事发后即清缴行贿者的行贿收益？

　　但即使如此，恐怕还是不能杜绝“坐牢补偿费”的问题。你很难排除那些奉送“坐牢补偿费”的人，真有“交往道义”的考虑，而一个人如果财富达到了相当程度，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大方的补偿，也不奇怪。

　　“坐牢补偿费”更主要的，我看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法律惩罚无法到达的地方，也证明法律惩罚并非总有完美的功能。“坐牢补偿费”确凿地显示靠法律惩罚（包括剥夺自由与剥夺不当利益）来督促官员不敢腐败，有不能达到完全目的的时候，所以还是要寄希望于制度上预防腐败，也就是限制权力。

　　“坐牢补偿费”提出的更深刻问题，是刑罚的惩罚力在下降。从一般的道德层面来说，一个人坐了牢，出来还有人送钱，总不能说比“同富贵而不能共患难”还坏；但从社会效果来说，这样的“共患难”，可以说减轻了腐败的后顾之忧。腐败坐了牢，也不要太担心生活无着，这会使腐败发生的机会更高。而且“坐牢补偿费”可能无需进行约定，却蔚然成风，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惯例。

　　刑罚无疑是一个制度能够设计出来的最严厉的惩罚。刑罚不仅作用于身体，而且作用于精神，以及受罚者的社会关系。身体上，是限制自由，乃至剥夺生命。精神上，是使受罚者内心里产生犯罪感，从而感到耻辱。社会关系上，是使受罚者面临重新进入社会，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问题。仅仅限制身体，刑罚其实是失败的。

　　“坐牢补偿费”，最重要的麻烦不在于经济收益，而在于它显示了刑罚作为一种综合惩罚措施，越来越变成仅有身体限制的意义。当刑罚不再使人有真正的犯罪感，从而没有耻辱感，那些被惩罚者不会被“内省”。而且，如果受罚者不会产生“重建社会关系”的问题，则意味着刑罚不被视为社会关系上的重大变故。

　　尴尬在于，抓起来的越多，可能“坏形象”的警示性也越小，腐败者内心渐渐难以激发自省。不重在限制权力而反腐，深刻的尴尬在于不仅腐败前仆后继，而且惩罚的效用越来越降低。腐败不被视为罪恶，受罚不被视为耻辱，这样，价值混乱就深入骨髓。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