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拆村圈地”的话题很热，一些地方将农民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但一些地方背离农民自愿，变成了强制搬迁，成了所谓的“被上楼”。

　　没有人会怀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但正如人所质疑的，这样的政策落在现实里走了样。有没有做的好些的，没有调查，不见报道，难以知道，但从已有报道来看，农民问题，农业政策执行问题，在农村生活真实图景里有不好一面的展示。

　　不妨就从上楼说起。平房已不是城市建筑形态的主流，这既缘于城市土地的紧张，也缘于楼盘作为现代居住样式，其有纵向的空间伸展力和巨大的人口承载力。城市居民对楼房居住方式未必全都满意，但不可否认，这对城市有现实合理性。对农村来说，情况复杂而特殊。一方面农村聚落向来是横向的，另一方面农村的形势恐怕也还没有严峻到要复制城市居住模式的地步，农民上楼是否是一个紧迫且无可回避的要务？

　　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来看，挂钩试点工作应以保护耕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出发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以优化用地结构和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具体应当遵循尊重群众意愿，维护集体和农户土地合法权益等原则。内有建新拆旧的相关规定，但总原则是谨慎，建新拆旧，让出宅基地后的安置，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上楼问题？上楼只是居住状态的改变，居住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上楼的农民也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生活的提升。

　　农村是处在土地束缚下的，但是，土地束缚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却在各地表现不一。在一些新农村样板中，传统农业生产完成转型，农民上楼或许可以算是分享了发展成果，然而，在一些地方，对经济来源仍然依靠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上楼可能是尴尬的。宅基地概念并非只是房屋所在面积，还包括延伸出来的空间，农民的很多生产活动都在这样的空间里展开，宅基地没有了，住进楼房的农民是不是要把农耕机具扛上扛下，在家里养鸡养鸭，喂猪喂狗？从泥土中获取生活资料的人，七八层楼的居住空间对其意味着方便舒适还是局促逼仄，他们的生活画面将如何在此处接续展现？应该区分。

　　农民上楼需要条件，需要配套，条件不成熟，配套跟不上，或者根本没有，不只伤害农民利益，更是以坏的方式改写着乡土文化，改变着村落的外在面貌和气质。乡土社会，在内部虽具有高度同质性，相对外部来说，仍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或异质性。这种地方性和异质性以前是以农民的自我意愿为前提，并通过各自的意愿的实现体现为一种自然风格和历史留存。

　　现在，乡村社会伴随现代化、城市化大潮，正迈入快速转型，但怎么转，向什么方向转，都是问题。三农问题一直在国家政策层面处于被高度重视的位置，“十二五”规划建议全文里，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仅次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之后，排在第三位。关乎农民的根本权益的领域，承载农民生活重大依托的事务，怎么因循既有的方向，如何保证他们不被伤害，仍然是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