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专家党国英崔传义:“农民工”将在渝率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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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观点
■设立农民工日只是一个开始，重庆做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破题，包括出台“民生十条”、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等，如果做好了，农民工的提法会在重庆先消失。就像深圳的改革开放催生了农民工一样，重庆的探索意义也是划时代的。
■重庆农民工变市民的举措，必然会给财政增加一些负担，不过这只是小账，如果假以时日成为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重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就会改变，就会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占有主动权。
■改变农村基本处于无规划的状态，做好农村的规划和土地整理。这样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发挥应有的市场价值。一旦农民转市民稳定下来，农村资源又能获得相应的价值，自然就会退出。
“重庆的农民，是越来越幸福了。”在昨天第四个重庆农民工日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作为全国著名的“三农”研究专家，他们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对重庆的关注，从4年前“农民工日”的设立，到今年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中，两人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方向——“户籍城市化”大大滞后于“人口城市化”的坚冰正在被打破，同时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多了一个抓手。
党国英和崔传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一致认为，中国的城市已进入“争人口”时代，重庆在统筹城乡中的一些做法，增添了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的主动权。
“农民工”将在重庆先消失
重庆商报：专门设立农民工日的，至今重庆仍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省市。4年过去了，你们对这一做法有什么看法？
崔传义：最开始曾有一些质疑，但重庆这几年的农民工工作做得很不错，而且都走在了全国前面。可以说，设农民工日就像“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一样，引起了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和尊重。
党国英：长期以来，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很多财富，却成为一个最为特殊的群体，以至于受到一些歧视。重庆通过设立农民工日等一系列做法，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让农民工群体变得越来越不特殊了，我认为这是最可贵之处。
重庆商报：为什么这样说？
党国英：农民工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后来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的问题愈加突出，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不平衡发展的缩影。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的城市化率大大滞后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要是哪天农民工的提法消失了，这个群体变得不再特殊，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了，统筹城乡最大的难题就破除了。
我注意到，当初设立农民工日只是一个开始，重庆做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破题，包括出台“民生十条”、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等，如果做好了，农民工的提法会在重庆先消失。就像深圳的改革开放催生了农民工一样，重庆探索意义也可能是划时代的。
“争人口”就是争发展主动权
重庆商报：在新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户籍制度改革也被重点提及，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更多的农民工变为市民后，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崔传义：让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的住所，有了稳定的生活，创造内需是显而易见的。会带来多大的拉动力呢？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大约有1.5亿人左右，就重庆来说，也有近千万人。如果全国每年有1000万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人员都变成市民，享受了一样的城市公共服务，释放出来的消费能力，可使我国GDP增长率提高近1个百分点。
党国英：我赞同这一观点。让农民工消失，使他们变成市民是一项系统性的重大改革，难度不小。但是哪个地区动手快，哪个地区就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因为我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一个“争人口”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口的集聚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就是提高一个城市服务业比重的重要手段。这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义之一。
重庆商报：目前重庆的做法，就是不带任何条件的让在城市里工作多年，而且已经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其经济价值何在？
党国英：我一直都在关注重庆的探索，这是目前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其经济价值我认为是多方面的。第一，消费就不用说了；其次，当前全国所有城市一样，户籍信息和人口分布的关联程度很低，户籍制度的功能的扭曲，给国民经济管理带来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益，这就是说重庆正在为自己的发展理清障碍；再者，一个城市要是再把户籍当做金蛋捂在身上不放，未来在经济发展中肯定会落到后头。作为国家新一轮开发的重点区域，重庆未来发展需要更多稳定的产业工人，让农民工变市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将大大提高他们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促进重庆全市劳动者素质提高。
崔传义：重庆农民工变市民的举措，必然会给财政增加一些负担，不过这只是小账，如果假以时日成为千万级大都市，重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就会一朝改变，就会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占有主动权。
农村规划是关键环节
重庆商报：重庆的“农转城”，并不强迫农民退出农村资源以换取城市保障，你是否会担心农民“两头占”，又造成新的分配不均问题？
崔传义：我赞同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看法，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城市福利，是他们为城市奉献应该得到的回报。
党国英：我想，至于农民工转户后退不退地，这里面还需要有一些制度设计，毕竟户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重庆商报：还有哪些题要破，具体做法是什么？
党国英：如果农民不退地，会使农村的住房空置率增高，土地撂荒现象进一步加剧，如农民工的流动已使农村的住房空置率高达30%左右。因此，必须改变农村基本处于无规划的状态，做好农村的规划和土地整理，这样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发挥应有的市场价值。一旦农民转市民稳定下来，农村资源又能获得相应的价值，自然就会退出。
重庆商报：这个结果实现以后，今后的农村会呈现何种样子？
党国英：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农民如果富不起来，那么中国改革的“深水区”就没有蹚过。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就可以使城市农村的居民都一起富起来。在重庆，我想你今后也会看到，村庄数量减少后，部分村庄会成为专业农民的居民点，他们专注于产业化的农业，收入或将比城里人还高。
崔传义：打个比方，户改前，城里的人碗里有肉，农村的人碗里有玉米，未来不是说把城里人碗里的肉夹给农村人，而是政府要和农村的人一起努力，逐渐让农村人的碗里增加肉。最终大家都有肉吃，贫富差距就缩小了。记者 胡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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