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农民上访后被开大会“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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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定梅和乔转丽是陕西渭南市富平县的普通农民，今年2月，她们到北京上访。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3月5日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做完询问笔录，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随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她们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县政府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
意外
“不得申辩不准说话”
3月5日下午约1点，县政府广场开始布置会场，扯起了横幅：“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近下午2时，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车行至县政府广场，透过车窗，段定梅、乔转丽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多是路人。段定梅的丈夫李志民则估计有一万四千人。
8月7日，一名村干部透露，3月5日当天县里通知了各乡镇、各村组的干部去开会。他说“明知县政府在瞎搞，但我们不敢说”。
处理
万人大会“被露脸”
3月5日下午2时，公开处理大会开始。段定梅、乔转丽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
“当时我感觉我成了个罪犯。”段定梅说。乔转丽回忆，她当时心里一直念叨：“这以后可咋活啊？”
公开处理大会结束，段定梅被放，乔转丽则被执行拘留。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9日，段定梅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官方
大会乃“集体”决定
8月5日下午，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说，“公开处理大会”以前没开过，3月开过那一次后也没再开过。
任继文称，公开处理大会是由富平县“社会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集体研究后给出的处理方案。他介绍，“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挂帅，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县政法委。“这个公开处理大会还是由县政府决定的，政法委在其中担任组织协调的功能。”
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据段定梅、乔转丽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生活
李志民说，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
期待
会否有公开道歉会
段定梅和乔转丽一直希望能“恢复名誉”。4月，她俩分别向富平县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5月底6月初，乔转丽、段定梅分别收到决定书，申请被驳回。段定梅也曾在指定接访日找县委书记，但她没见到，“书记对面办公室的女职员对我说，开‘批斗会’是‘教育你们’。”
9月14日，段定梅和乔转丽向渭南市公安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至今无结果。综合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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