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政是以法治为前提的。依法行政，可以兴业惠民；违法行政，则伤民毁基。关键看这个“强”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说房地产业需用“强政”调控，对黑恶势力需用“强政”打击，但若把弱势民众的权利抗争也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则大错特错了。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些地方政府热衷“强政思维”，推崇行政强制力。这种有悖法治原则和执政为民理念的坏做法，理当引起警惕并加以遏制。

　　我们来看看近两天媒体曝光的三起事件，从中管窥“强政”之害有多大——

　　2日，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拘留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这17人被反剪双手站在主席台下，身穿橙色或绿色马甲，胸前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涉嫌的罪名或违法行为和名字。此举受到质疑后，官方回应：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

　　（11月8日 《华西都市报》）

　　同样是陕西，昨天的《新京报》报道，渭南市富平县两名农妇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有现场目击者认为有近万人观看了大会。随后，当地电视台还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是“恢复名誉”。面对外界质疑，县政法委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县法院信访办主任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江苏，一年半以前，盱眙县桂五镇宝塔村的两个被征地农民张文燕、霍益军被镇政府逼交了“信访保证金”各300元后，领到一张盖着镇财政所公章的收条。一年内他们再无上访行为，才可以领回这笔钱。两个人很费解，信访是公民的权利，为什么要被迫交钱保证“不上访”呢？（见快报今日封4版）

　　上述三件新闻，如果不被媒体注意并公之于众，也许就是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常态画面，达不到被广泛诟病的程度。因为这些地方的主政者，初衷大多是以“强政”促变革，靠“严治”维稳定，在施政过程中他们希望采取这种超常规的强制力，达到震慑他人、警诫示众的教育目的。

　　这种强词夺理的行政思维是要不得的。

　　首先，这种行政强制力的情形多发于欠发达地区，由于存在发展上的差距，地方领导人往往偏重于超常规、超速强政兴业，铁腕推进。这样就比较容易漠视善治，与民争利，引发政府与民众的权利冲突。民怨淤积反过来又阻碍各项事业的发展，导致恶性循环。清龙启瑞《跋＜苏明允集＞后》曰：“有饿而僵於市者，立与之饱食亦毙。以强政矫弱，弊也何以异此？”依靠猛急的政令，不按民意施行“强政”，“严治”不以利民为先，这样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动荡，激化社会矛盾。长此以往，再好的发展成果也会被葬送的。

　　其次，被行政强制力伤害最大，是最没有保护能力的弱势群体，如征地农民、上访户、无业人员等。在一些基层地方政府的思维中，这些人是对社会秩序构成危害的不稳定因素，用常规的文明的手段常常达不到治理的“高效”，而使用传统的游行示众等公开羞辱、贬损的办法，能够事半功倍。他们明知这样的做法有违法治，甚至不人道，但在公共利益的幌子下，还是公然以违法的手段侵犯民众个体的权利。他们乐见所有不服从行政意志的挑战者在“强政”面前战战兢兢，败下阵去。这种只顾自身权威不顾百姓尊严，“强政Pk弱民”的行政模式，在当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背景下，无疑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必须取而代之“善政+亲民”的新思维。

　　再有，发生扭曲“强政”的几乎都在县区一级基层。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则天下治”之说。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县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行政单位之一。强调依法行政以来，个别县级地区由于人治意识的根深蒂固，公权力的滥用习惯，往往法治让位或从属于行政意志，侵犯民众权利如家常便饭而不知收敛。其实，对于地方行使行政强制权，已由长期实践形成制度，并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加以规定，大致可归纳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基本制度。但在现实中，行政权挟持司法权，或者行政暴力直接冲向第一线的违法行政事件，屡禁不绝。民众昂起的权利头颅，轻易地就被“强政”大手按下，于社会进步而言，怎能算是幸事呢？

　　强政是以法治为前提的。依法行政，可以兴业惠民；违法行政，则伤民毁基。关键看这个“强”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说房地产业需用“强政”调控，对黑恶势力需用“强政”打击，但若把弱势民众的权利抗争也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则大错特错了。它与昨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之精神，相去何其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