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大学毕业，刚刚与国企签下就业合同，张超勇就被查出白血病。事业还未起步，人生刚刚开始，得这样的病真是不幸。而更不幸的是，姐姐与他配型成功，却因为交不起30万元手术费，张超勇不得不“自愿放弃治疗”。（据6日湖北经视报道）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这样的“自愿放弃”一定是痛苦的。如果是因为医疗技术无计可施，可以说绝望大于痛苦；如果因为缺钱能救而不救，那一定是双倍的痛苦与绝望。作为生命的同类，这样的痛苦与绝望，让我们心里五味杂陈。

　　张超勇不仅放弃治疗，而且作出决定，身后将遗体捐献给社会，让有需要的人各取所需。这个不幸的人以宽广的仁怀证明，他不只是一位可以被毁灭但不可被打败的勇者，也是一位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责任担当的志士。起先，胞姐不同意，老母不同意，但最终都同意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同意在她们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

　　电视画面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登门向张超勇郑重其事地承诺：在你不幸之后，我们保证实现你的愿望。或许，红十字会不会有专项资金为张超勇支付手术费；但以灾害救护、社会救济为天职的红十字会，面对自愿放弃的生命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的冷静，让人感到张超勇的选择似乎不能不如此。

　　我不清楚白血病脊髓移植手术费为何一定要30万元，也不清楚像张超勇的遭遇，可救而不救是否就算正常。但我深信，对一个文明社会而言，能救而不救，哪怕这种不救是在患者“自愿放弃”的名义之下，也是有违人道的悲剧。张超勇不该离去。社会也不该放弃“自愿放弃”的生命。

　　社会的担当其实是人类自身的担当。在自然灾害面前，不遗余力拯救生命，是我们互相的支撑与温暖。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创造了很多拯救生命的奇迹。为了一个普通生命的获救，可以调动一切、不惜一切，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必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相对而言，张超勇面临的生命危机简单得多，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生命意识施以援手，一个风华正茂的生命就会得以延续，社会文明的温馨就会更加慰藉世道人心。

　　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谈，当然不能解除张超勇面临的实际困境。我想，既然签订了就业合同，他就是一个有单位的人，而这份合同中应该包含国家规定的“五金”内容，也就是说张超勇应该是一位享受医疗保险的职工。也许这份保险的含金量十分有限，不可能为其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但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应该有能力想些办法（比如借贷或一定的补助）帮他迈过这道生命的坎。不论从企业伦理的角度，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拯救一个年轻的生命，都是功德无量的善事。

　　我还想过，不仅张超勇自己不该轻言放弃，身边的亲人更不能有放弃的想法。也许贫困是一座大山，也许放弃的初衷是不想拖累更多的人；但可以手术，而且配型成功，生命就没到绝望的境地。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可能筹款的办法。

　　由张超勇我又想到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不知改革的设计者们是否考虑过，当出现张超勇式的困境时，是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他们走向再生，还是继续坐视他们“自愿放弃”生命？